我認為大學生沒有原罪，他們的病不是先天性的，他們還是中學生時，還不是這個模樣的。為了替大學生平反，我暫棄慣用之曲筆，轉執粗疏之直筆。
善心護短的網絡大紅人，指責部分責備大學生的人只看他們迎新狂歡一面，不看他們沙灘執膠一面，甚為偏頗，更聲稱感到忿忿不平，於是忍不住開口為可憐的大學生平反——呃，其實大可不必這樣動氣，身子要緊。
從來沒有人說過大學生裡面全無有良知又關心時事的人，會這樣說的人都是白癡。大學生對社會關心，是理所當然的，這是社會加於他們身上的期望，也是他們理應實踐的價值，中學生沒有這些可憐的包袱，因為他們十八未滿，尚算年少。大學生們若果做到了問心無愧，就不必心虛，不必覺得別有用心的人只罵大學生不罵中學生不罵成年人，厚此薄彼，刻意刁難。世人假設了教育水平到了一個程度，人的腦袋就自然會懂得思考，又深知人大了又會妥協與退縮，所以大學生能夠深明大義地身先士卒走到最前，可說是本分，不必額外褒獎。執膠撐學民，和健全人士能跑能跳一樣，根本沒甚麼值得驚喜高興。我不會說港大教會了我明德格物，校訓指引了我明路，因為這些根本不必待到大學才懂得。大學生，本來就不應只是讀書了得的機器工具或準備投身社會「埋堆」的社交動物。
在最先進和諧的社會，都有害群之馬，在最醜惡不堪的族群，又怎會沒有幾滴清泉？普遍人對一件事情一個族群的共同觀感，不是標籤或以偏概全，而是印象累積。大陸人說香港人標籤他們是蝗蟲，回到原點，還是因為他們以近似蝗蟲的行為示人在先。隨街便溺，瘋狂搶購貨物，豈是正常舉動？大學生，斷不是無辜受流矢所傷的，沒有樂極生悲入醫院，沒有站在街心大喊大叫，就沒有可以攻擊的地方。投入於迎新營的人數多，還是了解國民教育是一件怎麼回事的人數多，自不待言，心中有數，「你算是那門子的大學生」一類責難，空穴來風。
魯迅著有一小說名篇，題為《祝福》，故事是簡單的，結局是可悲的。當中祥林嫂的遭遇，其實不等於中國當時千千萬萬的婦女，一個人悲劇，不一定會在中國遍地開花。我不會認為魯迅是幼稚到借題發揮不停虛構無聊故事以圖深化中國人的醜惡窘態，因為寫一件小事寫一個人物是一常見的寫作手法，以小見大，「引起療救的注意」 ，是他的用心。只要中國有一個祥林嫂，《祝福》就有《祝福》的價值。不單是文學價值，更有歷史價值和現實價值。因此，到底現實是不理世事的大學生佔的是多數，做實在的事支持學民的大學生是少數，還是相反，其實不太需要斤斤計較。只要有不理世事的大學生存在，就已經需要有人「引起療救的注意」，因為大學生的下一階段，就是撐起社會，何況無知大學生的數量一點也不少。
最重要的是，不要以「我關心但我有事忙」來充當擋箭牌，不想做，可以有一千萬個理由，想做，只須一個理由。知行合一，王陽明說的。迎新營當然應該繼續，緊守原本崗位，一如社會上每一顆打工仔充當的小鏍絲。沒有人認為搞手幹事當中，沒有人心繫絕食人士，權衡何者重要，當然是當事人的權利。然而，令人好奇的是，迎新營的每一個項目到底有多缺一不可？單是「HKO」或「city hunting」，已經沒有不容取消的道理。警察抵擋示威者，也是緊守他們的崗位，卻是不是必須敬業樂業到完全無視自己的良知出動大水槍般的胡椒噴霧？折衷一點，迎新營繼續，無謂的環節抽起，換一些有意義的，又可不可以？
又，既然選擇了為意義重大的迎新營而放下自己良久的掙扎，他們也該承擔被恥笑、批評或欣賞的後果。恥笑與批評當然是有點負面，但這也是你重複重複再重複提著的自由民主社會容許的。也要一提，筆者提及「大吶大叫的朋友」，也未必是百無聊賴的社會寄生蟲，「根本不用放棄什麼」地到政府總部食花生看好戲——但以上看法我是不絕對反對的，自由民主嘛，大家開心就好，我捍衛你的發言權，但我還是會批評你的發言。
在一個開放文明的社會，各人持有不同想法與立場，是因為他們有發言權，但其內容不正確，不受辱罵，不受批評，是不可能的，這樣發言人亦無法擴闊視野和從適當的討論中學習。如果你以前說支持而不受批評，說反對也不受辱罵，唯一原因應該是你身邊的人都與你的意見大致相同或對你份外包容開懷。因此，讀到「代別人決定，批評別人做法，無視別人處境，不就正正和民主背道而馳嗎？」我份外有保留。批評別人做法是一種聲音，一千句批評是一千種聲音，這正是個個看完《天與地》之後都無不拾人牙慧地唸唸有詞的那句對白。互有意見促成和諧，很民主啊。筆者不鼓勵人們對大學生批評，理由是「多一分體諒，少一分批評」才好，的確是教人沒齒難忘的大道理，只是，拿來比喻的男女之愛，也不見得不批評就是好，忍到最尾，隨時分手收場。就是因為愛之深，責之切，才更應該拿出來三口六面「拆掂佢」，讓大學生真正成熟，肩負他們應有的義務。
終止迎新，支持學運，that’s too much，但大學生昧於時事，不理自己身處的社會，猶人長眉不長眼，遠看彎彎似乎在笑，靠近一看，就知沒有靈魂，that’s really too much。
逆嘶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