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終於有任務畀你喇！」不連姓氏來喊聽上去會比較可愛的聞西，跟凌凌漆說了這樣一句說話。舊電影的對白，到了二零一三年還可派得上用場，總算是引證了周星馳電影作品深刻地印在了香港人的腦海裡的不朽。
從「星仔」升格為「星爺」，從無厘頭花靚馨老去成銀髮滿頭的老伯，周星馳是一個屬於香港的傳奇，更是香港人一直引以為傲的icon。他雖然背負著不合群與不友善的種種罵名，曾經跟他合作的人都說受不了他的壞脾氣，但與淫賤成性小丑模樣的成龍相比，他始終是一個「行得正，企得正」的君子，較值得我們的尊敬——草根出生，在無線擔任兒童節目主持和充當「死茄哩啡」。他演繹與創作的角色，成為無數經典，製作的電影，百看不厭，經得起時間的考驗，賀歲片真能賀歲，娛樂片真有娛樂，帶著周星馳式的魔力。所以，負面評價，大家都把它與藝術家脾氣扯上關係，然後予以包容。畢竟，社會中人大抵認同，有天賦的人，待人接物差一點這缺陷，也不是不能原諒。他所象徵的，是二次創作與港式無厘頭文化的巔峰，正經有欠，但深意不欠，笑話在反覆咀嚼後還會惹人發笑，劇情在看過數十次後滾瓜爛熟也還是但看無妨。後來所謂笑匠，通通難望其項背，毫不入流，未可像他本人與他的電影，有力成為香港文化與電影文化的研究對象。
其實一廂情願的只是我們。今日我們之所以會對周星馳成為廣東政協感到惋惜和失落，不過因為又少一個同路人讓我們的悵惘感有對象可以投射——總是飾演叛逆又我行我素角色的他，象徵香港光輝歲月的他，竟然也成為大陸黨政的一部分了，加入他曾經在電影裡諷刺的腐敗官僚了。說實在，這不是意料之外的事情。身為電影人，當然著眼電影的利益，著眼自己的市場，無可厚非。中港融合大局已定，電影要賣錢，總不能不北望神州。如此論調，不論是帶著悲觀還是認命的語氣，已經聽過不少電影從事者訴說。只是一直以來，我們所接觸的周星馳，都是電影所塑造的周星馳，所以我們會毫無理性地把周星馳與香港精神香港文化甚至香港人綑綁起來，造成今日的理想與現實落差。現實中的他，根本從來沒向我們展露過零星的政治熱誠。電影的取材，不過是他的聽聞與體會，而非為著甚麼政治目的而拍攝，因為文化差異，總是能輕易擦出幽默的火花。
據消息人士所言，周星馳入局，是由廣東省統戰部門協調有關界別推薦產生的。的確，他在香港演藝界地位崇高，具代表性，又具社會影響力，完全符合被統戰對象的條件，實為政協香港界別人士不二之選。但在這些當選政協條件外上，還有一條，就是須本人願意，強迫履職的可能性是不大的。即使我們把周星馳幻想得多美好多有智慧，回歸現實，本人願意四字，在大陸市場面前，絕對廉價。
其實自從《長江七號》面世之後，我對周星馳出品已經失去了興趣。電影質素與他個人心境轉變的箇中關係是否關鍵，身為一名觀眾，實在下不了客觀定論。但對於以後，我們只可以著眼在達聞西發明太陽能電筒跟吩咐趙薇回她的火星去的爆笑情節，來懷緬周星馳對香港電影業的貢獻，只能在YouTube或道地星期日影院裡尋找那個我們比較敬愛的周星馳的身影，我還是感覺到相當可惜。那種可惜，就像我們只能在一九八九年的民主歌聲獻中華裡，看到麟伯。
周星馳也許是一位藝術家，但藝術家沒有永恆，藝術家也可以因時制宜，藝術家也得腳踏實地，為著發展與錢途跟骨氣告別。當曾經嘲諷大陸人和共產黨的周星馳，和曾經為著民運而義憤填膺的譚詠麟，都選擇了忘記過去，努力面前，香港人，似乎也該一起向前看看明天是否會更好。面對現實，就須接受譚詠麟也只不過是一件歌喉不俗的商品，遇上時勢走紅，唱過幾首《愛在深秋》﹑《小風波》﹑《幻影》，成為過一代年輕人的偶像，比周星馳更差，從不是甚麼藝術家。在他們和成龍這類人身上，我們清楚明白，事業成就與道德操守，沒有人規定過必須成正比，更沒所謂發財立品的明文規定。
梅艷芳若然在世，誰又能保證她不會歸邊賣港，出賣自己經營多年的義氣仔女形象。在這個時代，還能教我們振奮的，就只剩下前塵往事。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唯一的選擇，似乎就是別過頭去看發黃了的往昔，奢望它的歷久常新，安撫自己在當下遇著荊棘滿途的痛苦。
二零一七年，劉德華也許真會在政治的舞台粉墨登場，Who knows？以一曲《一起走過的日子》來爭取民眾支持，競選香港特首，誰敢武斷地說勝選不高呢。
逆嘶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