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耀廷的「佔領中環」計劃自面世以來，已被不少人公開批評私下討論過。他雖不定義計劃為革命的一種，但近一萬人走上街頭，堵路表態，總不是小事一樁。可惜的是這一萬人，始終只是七百萬人口裡的少數，當大部分人都安於現狀，任它累積得來十萬人或是廿萬人，也還是會有逾六百萬的人在埋怨與事者「攪屎棍」､「斷人米路」或「阻住地球轉」。所以，失敗的收場是注定的。
毛澤東說，「內因是變化的依據，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先莫斟酌香港人是否每位都是見錢看眼的經濟動物，關鍵是，香港人享受社會福利制度及社會發達水平仍然遙遙領先世界各地，社會必須爆發一場轟轟烈烈的革命的內因，香港明顯欠缺。窮人生病，在公立醫院求診須費上兩､三小時輪候過後，小病總算得治，排期等上三､五､七年，小命總會得救。無力置業，委身劏房寄人籬下也好，三餐未至不繼，申請綜援亦可。在這樣的社會，是很難發生革命的，人未到絕處，也未會絕望，自然也無產生大動盪的契機。即便是最具說服力的革命志士，最激進暴力的造反一族，都不可能鼓動這個社會裡的全民或大部分市民參與一場公民抗命還要到警署認罪自首。
推舉俄國的馬列主義創建者列寧為近代最成功的革命家之一，相信無人反對，但再偉大的革命家，也得配合天時地利人和。在他成為「革命英雄」之前，就曾流亡瑞士。他空有一身絕學，卻無法大展拳腳——因為瑞士是一個教革命英雄無用武之地的國度，教他碰得一鼻子灰。
在瑞士，政府不干預當地從事學術研究的環境，人民的言論及出版的自由度亦高，富小資產階級精神的人民過著平和安逸的簡樸生活，無風無浪無深重民怨。因此，上世紀的瑞士，完全不是革命者的烏托邦。列寧企圖與瑞士的左派組織聯繫交流，結果卻總喬不上，原因是對方都忙於釣魚晾衫。他意料不到，在瑞士人的心目中，一些生活瑣事，竟然比大談革命要緊。於是他轉向游說工人階級，促成他們「革命化」，但工人們竟然對他的階級鬥爭論不感興趣，只感不安。最後他在一九一七年返回了俄國，踏上他成為「偉大的革命導師」之旅。
由此可見，沒有足夠惡劣的環境，是催生不出革命及大幅度改革的，無奈，香港人沒有革命的熱情，香港亦沒有革命的土壤。
梁振英政府能正視自己的過失，及時主動推動真正普選落實的話，管治危機是絕對能避免的。統治階級的腐敗無能，從來都是革命的源頭，然後聰明的人民往往乘時而起，把握自己的命運。 但是，香港無東風，也就燒不著連環船。梁振英八字好，運氣好，對手只是一群僅僅滿足於「衣食足」的奴民，當然可以安安樂樂地當他的特首，用不著面對卡達菲報夢那「他朝君體也相同」的嘲諷。在可見的將來，香港人都不會被迫至無處求生的困境，而香港社會又尚未完全失去自我改革及調節的功能，所以社會矛盾依然有可以冷卻及緩和的空間。和平理性與勇武抗爭並非對立，但一日不見血，香港人也不會摒棄偽和平假理性。
因此，所謂「佔領中環」的黃金機會，不會來臨。就算來臨，也不會激得起巨大迴響。在社會邊緣吶喊著的､幻想著的､憧憬著的勇武之士，當然會繼續不懈地爭取民主，賣力倒梁，但是，他們永遠不會成為香港社運舞台中央的主角。
逆嘶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