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士提反女子中學畢業生曾攀上學校建築物屋頂留影
日暮途遠，人間何世。富人的下一代能夠接受比較優質的教育，自古皆然。紈絝子弟可以聘私人教師輔助自己讀書，即便高中無望，因家勢之利，也可賣官鬵爵，謀得一司半職，寒窗子弟噎著饅頭裹著棉被，十年苦讀聖賢書，榜上有名則光宗耀祖，考完又考，賠上一輩子都攀不著進士門檻的，只能含恨老死。本來已讓下層基層百姓咬牙切齒怨天怨地怨自己的社會潛規則一直存在，在香港當然不會例外。而自1991年開始推行的直資制度，就明刀明槍地把資本主義發達社會中的階級分野，割裂得更大。
聖士提反女士中學擬轉直資，研究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據《蘋果日報》報道，它最快會在兩年後正式擠身「貴族名校」之列。這無疑是自私自利又違背立校宗旨的舉動，惹來離校舊生不滿，是預期中事。
然而，違背追求平等和正義的立校宗旨於今時今日，實在也算不上甚麼醜陋的新聞。當我們要以「真教徒」和「好教會」的稱呼將操守合宜的教徒與偽教徒區分開來，將光明正大的教會與使人走火入魔的教會區分開來，其實就在在反映著，真心真意地講信仰講理念的教會學校所剩無幾，善良屬靈的教徒也賣少見少的可悲事實。入讀名校，既無疑是促進社會流動的一道階梯，既得利益者為求自保，要把別人家孩子出人頭地的機會極力剝奪，當然也是不難理解的行徑。
而明賣普世價值的信仰依然有價，都是可以被消費的好東西。由於傳統名校多為具悠久歷史的教會學校，中產或富裕家庭為了替孩子爭取最大機會入讀，都會帶他們上教會，趁小領洗入教——即使他們自己沒有信仰，甚至對基督歷史與教義，一無所知。這種現象，已風行了起碼十多年。當信仰的驗證都跟功利主義掛勾，教徒身分淪為一種工具，領洗決定與侍奉上主無關，教會的公信力和代表性，也漸漸因被稀釋的純潔度而流失。
推動直資制度的人，就像電影《盲山》中的農村老婦女。她們也曾居於城市，當年也是被人欺騙，被販賣進農村中當粗魯人的媳婦，也是悲劇中的角色。然而，當她們迫於無奈地在農村裡落地生根之後，作為過來人，眼看新一批年輕少女又被拐進農村，不但不喊停這種傳統，反而「落足嘴頭」勸告少女安分地在村裡活下去，將荒謬的都說成合理。她們想自己的兒子娶到媳婦，出於自己是母親的心情，甚至更找來更多過來人對少女現身說法——「生了娃你就明白了」，卻不曾為離鄉背井的少女設想，麻木得不去顧念同是天涯淪落人，讓她們別像自己走上不歸之路。
促成直資制度的梁錦松就是一例。他出身清貧，連小康都說不上，但以個人能力入讀英華書院，更以高考狀元的身分晉身香港最高學府香港大學。畢業之後，他任職花旗銀行，因表現出色，更成為了銀行重點培訓的管理層接班人，自此平步青雲，官至「財爺」一職。他運氣好，在他年幼時，直資制度還沒有成形，否則，他必然沒有可能入讀在2008年已經轉為直資學校的英華書院，更不要說揭得開他人生光輝的書頁。順帶一提，他在港大就讀期間，也是一名熱衷時政的「國粹派」，投身過「認中關社」運動。在2000年，一群老學運出來支持六．二六抗議事件被捕的大學生，不堪回首少年輕狂的梁錦松曾被邀請聯署，但最終沒有表態。這當然只是題外話。
直資制度的正反論點早被吵熱吵透，多談已是不必。看到新聞，我只想起去年入冬前，曾經有機會參觀過在香港屹立了逾一百年的聖士提反的光景。當時，在學的女學生們還在上課，她們穿著藍色的旗袍款式校裙，安分的坐在室內。我則與學校舊生到處閒逛，細看她逐一介紹她在不同角落留下過的學生時代回憶，還聽聞了她的中學朋友的趣聞佚事，見識了她曾經爬上過的屋頂。青春被一一寄存在新建的大樓､陳舊的外牆跟開揚的操場，樓層轉角，窗前梯間，一磚一瓦，都是聖士提反畢業女生感到驕傲和永遠懷念的美好。
若直資制度早早入侵聖士提反，以上的回憶，也許只能存在在另一個平行時空裡，而我也沒有機會跟隨她進內參觀。由政府領頭大駛歷史的倒後車，使優質的教育跟典雅的歷史建築，都只能成為富人孩子的專屬記憶，無疑是違反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走向——每一代的待遇，都該比上一代更公平，每一代所能呼吸的自由的空氣，都該比上一代更清新。
逆嘶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