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哲學家尼采
哲學家尼采曾宣告「上帝已死」。在他的時代，這句話，惹來了無數掛著基督徒之名行走江湖的社會賢達抨擊。大家在沒有真正理解他的思想的情況下，紛紛先入為主地自行為他那麼簡單一句加鹽加醋和無限延伸，指責他不尊重象徵權威的宗教，褻瀆至高無上的上帝，是個無恥至極的無神論者。這堆瘋狂的罵名，一方面在社會引起了不少爭議，另一方面卻令尼采的哲學思想更不朽。
十九世紀的人，把社會墮落和道德低落責任都推卸給宗教和社會的為數不少。他們不但甘願放棄主導自己人生和為自己道德負責任，更往往以上帝和《聖經》作擋箭牌，來為自己愚蠢和卑鄙的行為辯護和開脫。宗教本來導人向善，教人積極地面對人生，給予人迎接挑戰和捍衛正義的力量，但大量教徒反而不斷地說「這是神的安排､神的旨意」這類說話，把信仰扭曲成鼓勵人避禍､懦弱､犬儒的謀殺文明和理性的兇器。因此，尼采在《看這個人》裡也說道：「神是一個粗劣的答案。對我們肯思想的人而言，實在是太不精密，太不夠細緻了。神，其實只是對我們的一個禁制令，吩咐我們說：你不用再思想了。」
宗教為信靠它的劣質教徒提供避難所這個功用，傳承到了今時今日的現代教徒的手裡，仍然極受歡迎。因此，尼采警世思想的色彩，也歷久常新，從未褪色。曾蔭權對各界表示自己是個虔誠天主教徒，卻無法抵受利益的引誘，拋下了律己的堅持，任自己的政治生涯和個人聲譽蒙上污跡。許多教徒個個星期準時出席團契禮拜，自我感覺良好，叨盡純潔和信德之光，卻對社會上的種種不公不義視而不見，置若罔聞。高皓正偏執於芝麻綠豆的性愛房事，個別神的僕人，全心全意攻擊「不合神的喜好」的同性戀者，讓人對教會更加嗤之以鼻。按《聖經》記載，亞當跟夏娃，食了從善惡機樹上摘下來的禁果之後，明明是得到了分辨善惡的力量的，偏偏，他們卻自我放棄了除惡行善的決心。他們正如勤上教會的諸君——接觸了信仰知識，卻沒有把金句箴言實踐出來，完全活不出神賜予的豐盛人生。褻瀆宗教的，從來不是評論教會與《聖經》的「攻擊者」，而是尊它們之名顛倒黑白，為非作歹的偽善者。如此一來，被慾望操縱的人，似乎比當假道德的奴隸還要坦率可愛。
尼采要探討的，其實不是這個世上到底有沒有造物主或主宰的神，而神是否確實存在，也根本沒太高的討論價值。他的目標，其實是把社會上的大眾摑醒，讓人重新肩負起每一個人都該肩負的道德責任。這與孔子言「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想法不謀而合。這句話主張的，是人要盡己，而不是放縱人性，任由自己的慾望和社會的潮流摧折和毀滅人應有的是非標準。尼采的學說，在他的時代不被認可，孔子的說法，在禮崩樂壞，篡弒頻仍的春秋時代，也像癡人說夢般的固執妄語。可是，事實證明，他們所說的，都經得起時代洪流的沖刷——人作了古，思想卻可以繼續套在今人身上。
「宗教」屬於教徒，「社會」或「傳統」則屬於普通民眾。當一切都被判斷成社會的共業，或是神或當權者的設計，每個個體也就有了依賴和推搪的對象和藉口，可以拍拍屁股跑了去。然而，他們都能理直氣壯地逃避「社會就是很多個人聚成的群體」和「社會道德高低就是很多個人的是非聚成的標準」兩個事實，原諒自己的道德無能，怕事欺人，只選擇可以讓自己感到心安理得的離地普世價值來推崇，甚至齊聲地咒罵社會來宣洩不滿情緒。直資制度是政府的錯誤，罵是罵了，但政府是一陀大東西，罵了其實等於沒有譴責得著任何人。「佔領中環」的目的是爭取民主普選制度，對抗的罪魁禍首是中共，姿態擺了，口號喊了也就可以「收工」了。實際能挑動敵方神經的舉措，暴烈過激，可免則免，反正大家的怒氣早就平息掉，動真格反而會換來「認真你就輸了」的馬後炮抽水。
越少人敢於直視「上帝已死」並挺身而出，社會的正義力量就會越來越少。香港無疑就正在往這骯髒的泥沼裡陷落。在這樣的困局中，高呼「家是香港」多少次也是無用，反正正在陸沉的家，是香港還是中國香港市也無傷大雅。
逆嘶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