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殖和抗共，不論是在政治上還是文化上，都是過去半個世紀以來的重要議題。史上最強的宗主國大不列顛在二戰後甘心下放權力，不但不鎮壓反殖民意，還出手協助殖民地決定自己民族或國家的未來，彰顯了泱泱大國的器度。適逢其會，殖民地的本土知識分子､商賈要人，當然紛紛趁民主憲政､自治自決､聯邦獨立這些概念還未植根本土人心之際，以去殖為名，爭取白人壟斷已久的社會地位､階級､工作機會，同時搶奪因政治真空而騰出的「上位」空間。巧合地，其時社會主義的恐怖尚未盡現人前，受馬克思恩惠的蘇聯跟中國的欣欣向榮國家形象，吸引了很多學業優異的大學生追隨共產主義。結果，共產黨成功在向來由西方統治的土地上播種。在同為英屬而又常常被拿來一起討論的新加坡跟香港，懷著滿腔熱誠，以去殖救國為己任的忠實左派確實為數不少。
撫今追昔，不難發現去殖不抗共甚至親共的人，都成了一個個或有名或無名的歷史罪人。不論他們是精明自私得可以而這樣做，還是因為過於愚蠢短視而這樣做，用心不一，埋下的禍患卻是雷同。在李光耀跟馬來亞東姑談聯邦之前，共產勢力在新加坡華人圈子就尾大不掉，就差點斷送今日東亞小強國的前程。他們放大英國人的貴族性，和對被殖民者的欺壓，目的是拉攏新加坡市民，從而壯大共產勢力在東南亞的話語權。在香港，認中關社的大學生和社運人，則幼稚得為了吐一口烏氣，就算無視大陸那邊廂的獨裁政權，也要高舉血濃於水和民族大義的旗幟。總之就要打倒白種人，自己地方的資源和後代後後代的前途，犧牲也在所不惜。回歸之前， 親共不是主流，但愛國卻是基調，而當時沒幾多人察覺以大中華主義自我捆綁無異於養虎咬己，留下惡果，只汲汲營營於把英國人趕走，然後抱擁秀麗河山。
殖民者驅逐了，九七之後，民主中國遙遙無期，真誠相信中國好香港好的人不知何去何從。而取代了白種人，佔據了商界､法律界甚至政治界高位的人們，即是精明自私的那批，過往的口號無以為繼，就必須尋找保住自己飯碗的方法——於是和理非非兼搵錢至上的信條被奉為了圭臬，成為了迎合得到離地香港人的靈丹。過往排殖的激進之情，在敵人撒退了後，已經煙消雲散。畢竟，利益和權力這兩種東西，能親近的人多數保守，碰不著的人多數激進。殖民那筆解決了，利益的甜頭又嘗到了，大家一方面不認識中共的奸險，一方面覺得與新的宗主國多多交流有益經濟，親近總比疏遠好。所以心繫祖國無傷大雅，愛國還是無妨，兩地合作越來越緊密。
踏入廿一世紀，新加坡在多方面超越了過去齊名為「亞洲四小龍」的香港，並不只是搞搞組屋政策或是專才移民就能促成的。如果香港人仍然如此認為，很難不是進一步地暴露自身的無知。籠統一點､武斷一點而言，新加坡今日的優異表現，可以說是在於時勢所造的英雄是真誠為獅城而又不是庸才的真英雄。
香港旗
扭轉歷史的關鍵時刻很多，抗共的時機可一不可再，而我們已然錯失。在風高浪急的反殖拒共關頭，香港志在奪權的一群昔日本土派，選擇了把香港的未來拱手相讓予中共，是目光如豆，輕視敵人，也是只求私利的表現。當日他們「鬼掩眼」般的佈下了大中華主義這孽障，又樂於模糊黨國之分，就是今日香港墮落淪陷之因。反觀新加坡，即使當時華人人口多，華人卻沒有大中華情意結，所以當人民行動黨在英國協助下抗共成功及被迫獨立之後，剩下的，就只是如何令新加坡變好這項挑戰，而他們的挑戰相當成功。
多得當時的熱心人士，腦裡發的夢，全都是中港融合，一家團聚，歡樂滿中華，我們才可以欣賞今日涉黑又染紅特首的風姿，享受奶粉被搶樓價被抬的非人生活帶來的快感。七百萬人，獨立的一套貨幣，健全的法制，良好的背景。香港曾經也擁有過爭取自決的黃金機會，一度可以自立為國，而如今我們卻只可以獨對維港怨懟生，惟看獅城金光耀。
逆嘶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