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患富而患不公

記得Juno初出道的時候，是蕭正楠口中「邪不能勝正」的邪派角色。一般人都覺得家境富裕而又其貌不揚的他躋身樂壇只為過過做偶像的癮，用錢買歌迷隨之也成了他歌唱事業的污點，就算歌再好聽，也仍然不得人心。但事隔五､六年，一片以正邪人魔戰為題的《Chapel of Dawn》令他專注做音樂的形象正式浮面。其後的每隻大碟，他都花上大量金錢精神來製作，連MV例如＜超生培慾＞也一絲不苟，品質有目共睹，彌補了他的先天不足，使他成了當今香港樂壇的難得清泉。

Juno用得其所的「銀彈」，最終不再是他的負累，反而成了為大家奉上音樂饗宴的必備條件。Bill Gates把身家都當了慈善用途，無人置喙。Leland Stanford縱是為了紀念自己死去的兒子而建立了史丹佛大學，也總算是一場功德，濟世利民。所以說，人們並不憎有錢人，而有錢人也並不值得憎。商朝紂王之所以乞人憎，並不是因為他佔據帝位，而是因為他大興土木地荒淫，有違君德。同理，有錢人之所以總是特別惹火，也不過因為他們揮霍無道，把窮人剝削淨盡還要一臉得戚而已。

左派之人，最憎的就是資本家，最愛的就是少數人。Juno既是樂壇的少數，又是具備資本的人，真不知道左派會對他持甚麼態度。畢竟，在他們眼中，為富的總是不仁，有資產就等於有剝判，有剝削就等於有痛苦。周耀輝､林夕､黃偉文､王雙駿､Jerald，大抵都是受盡Juno的逼迫煎熬的。所以他們最愛做的，就是把香港的無產者､被剝削者團結起來，幫助被資本家和地產商欺凌的小眾。資本主義社會必然存在財富差距，將之完全消滅是沒有可能也是沒有意義的，但由於香港的貧富懸殊嚴重，香港左派也就找到很好的切入點，去彰顯自己的大仁大義。「不患寡而患不均」，正是他們常講的一語。

但若說香港社會之弊，弊在富者太富，貧者太貧，倒不如說，是富有的人富得不得人心，導致市民「仇富」思想日熾。事實上，香港人不會把資本家當作地主，然後自視為無產階級，像被中共愚弄的勞動人民那般把對方批鬥得八癆七傷直至氣絕身死。香港人對獅子山精神，推崇有加，靠自己能力白手興家致富的例如李嘉誠，一向是香港人的發奮目標多於仇恨對象。正如李嘉誠曾言，「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中國人亦好言發財立品。發了達，做點善事，創立個基金辦家學校，是很多商人的指定動作。總之取與用合義合宜，賺來的財富就算不全數回饋社會，低調地嘆世界，也是香港人可以接受的富人品格。

偏偏今日的港共政府，就觸及了香港人「不患富而患不公」的底線。全城都撐王維基，不是因為他們沒有發達的分，沒有加入香港電視的分，沒有成為資本家的分，而是大家都目睹了社會一日比一日不公義。過去香港各大傳媒一直為市民在扣「仇富」帽子，將香港人都塑成「憎人富貴厭人貧」的白鴿眼。如今這種說法立刻隨風瓦解，因為王維基正正是富人，還是一個贏盡了自己員工心的可愛富人，而香港人不但討厭他，還撐他撐得很張揚。

王維基身家幾十億，大可以退休優哉悠哉玩住女品住酒等兩腳一伸，可是他卻為了香港的創意工業而自告奮勇，甘願背水一戰。他和他電視台員工磨拳擦掌，做足準備，廠也有了，劇也拍了，人腳通通齊了，只待牌照到手，大展拳腳，但結局卻是hea做的對手得米。大家忽然醒覺，在港共政府治下，機會原來不是留給有準備的人，過往信奉的公道蕩然無存。白果食得不明不白，好了，不過想跟蘇錦樑要個交代，他卻一味官僚地說一籃子因素､循序漸進､行會秘密，沒有正面釋除公眾疑慮。隨著事態發展，王維基還暗示四年前跟四年後的政府前言不對後語，似乎將會披露更多政府的陰謀。世態若此，坐視不理也難。

一個好的政府，理應調節貧富差距，盡力幫助貧窮線下的人，但大陸收返香港以來，港共政府從來沒做好。它不但無視本地窮苦大眾的慘況，還公然與民為敵，一邊盡力給予新香港人優勢，一邊極力打壓真香港人付出，促成公義傾斜，顛倒是非黑白。星期日支持香港電視，圍佔政總，就是要以人數宣洩香港人「不患富而患不公」的憤怒和憂慮，迫令政府向「公道自在人心」的真理低頭認錯，以發牌給香港電視為補償，好讓香港電視一眾員工可以復工，為香港創意工業重新注入動力。這是最重要的目的，鼓動的民心應該不少，因此，各門各派萬勿逞一時之勇，爭朝夕之利，領頭唱K，導人散水，或互相傾軋，打散民勢，務以大局為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