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學的學業世界裡，教授導師普遍冷漠，每週上不上堂不管，現身準不準時不管，態度認不認真不管。他們視這種三不管姿態為給予學生自由和空間，所以大條道理地講，他們不會再跟中學時期或副學士的老師一樣， 對學生苦口婆心､循循善誘､因勢利導，而是只當輔助學習的角色，當學生有問題時，他們義不容辭，必然樂意賜教。
然而，教學質素在大學，終歸是可遇不可求的東西。擔當哪種教學角色是一回事，以哪種教學態度對待學生是一回事，能提供哪種水平教學更是另一回事。學生的學識雖不能跟學者級的教授導師同日而語，但感受的能力則人人生而有之，正如三歲小朋友也會感受得到誰人疼錫自己一樣。大學生的頹廢，誠如毛澤東言，有內因有外因，一隻手掌拍不響。追求知識的心夠熾熱，當然任何冷水也澆不滅，但僅僅溫熱的火，還得花時間在各樣各種活動的心，就很容易被不擅授課或無心教書的人撲熄。
一早起來非一般靚的心情，一位失敗的講者，隨時可以將之摧毀得一滴也不剩。學生困在講堂裡，耽天望地，玩弄閒物，往往是因為內容太無聊，而非自身心散，心散大可不來，來了自然就是有所圖。
有心的教授要數當然數得出來，但事實上，國際級學者和能人異士，實在不代表具備良好表達能力同時熱衷為人之師。好些人自己滿腹經綸，文武雙全，詩句數列倒背如流，但當他們的學生實在是好不過一尾可憐蟲——這情況尤其在講授數理的導師身上常見，因為講明phy､chem､bio，真沒講明一課文言文容易。於是，好些教授明明花上了十二分精力備課，出來的結果卻總是不如人意。這多數無關主義或理論的深淺，因為在席上的都是對該門課有一定程度興趣和認識的學生，責任在「心有餘而力不足」的講者身上。
其次是語言障礙。香港是個崇拜英語霸權的地方，港大以英語為主要媒介，除了中文系跟中史系的人外，其餘學者都必須能講好英文。在學者應該說得一口好英文的前提下，好些大陸學者卻是口音怪異，影響傳意，嚴重干擾學生對資訊的吸收。在政治及行政學系課堂和導修中，就有不少講說話講到鬼死泥的教授跟導師弄得學生一頭霧水，接不上嘴。另外，香港的官方語言是粵語中文，學生沒有義務通曉普通話，但以中文授課的，卻逾半是講普通話的教授和老師。這迫得學生都要以水平非常普通的普通話迎合他們，妨礙自己匯報時的傳意。而在講者提及引文或詩句時，學生會尤其聽不清楚，因為日常對話按上文下理大致尚可猜測，但不常用的文字，其普通話發音總是生僻得聞所未聞。台灣來的教授尚算好，他們的普通話音調比較平板，易於聆聽，但大陸來的，一講得流利，則又是聽了等於沒聽。
如果花費兩個小時坐著，只換來常識般的陳腔濫調和千篇一律的課堂體驗，那走堂於過著以有涯追無涯的生活的學生而言，更是無可厚非的妥善分配時間的必須行為。這關乎的，就是講者發言那發人深省的程度，他們有否授課熱誠，在此最易觀察得到。
由於現代教育老是提倡互動互動，好些教授因為自己的發言乏善足陳以及只懂依power point直說，往往會施展渾身解數來刺激學生反應，例如「鳩interactive」來爭取關注。這種刻意破解冷場的教學技巧多數弄巧反拙，運用此技者多為自暴其短者。Being interactive本來是最好不過的教學方式，但之所以有「鳩interactive」的存在，就是因為它徒有形式，而無實在。例如，好些講者都會問諸如「邊個有用Facebook請舉手」､「邊個睇過TVB節目請舉手」､「有智能電話的同學請舉手」這類可有可無的問題。以上問題跟戴､陳出席活動問「邊個未聽過『佔領中環』」不同，跟某歌手在公眾場合問觀眾「有冇人聽過我呢首新歌」不同，這些是徹頭徹尾的垃圾，是多此一舉､無助推進討論的廢話，唯一作用只有拖延時間。這一種有魅力的講者反而不多用的interactive skills，不要也罷。
「鳩interactive」以外，以常識充當知識更是一大問題。好些教授不但在上了一整個學期之後仍然認不出自己的學生，更會假設學生是白癡，分享些簡單不過的資訊，徒令學生對他們更無好感。我曾上過一些教授專門邀請客席講者來以講座形式授課的課堂，他為知名國際知名IT界龍頭企業工作，還在開講之前叫大家不要錄音錄影，為大家的失去耐性和以為他會有內幕消息分享的期望，製造好大一個希望。結果，他都在說一些讀過通識的中學生都知道的東西，例如Youtube 禁制色情內容，例如所謂互聯網令整個世界更自由有其規限性，和分享一些我們自己也可以上網搜尋得到的透明度報告，而沒有實際舉例自己如何在公司提供盡量多的資訊而政府審查資訊之間如何斡旋。全程最獲益良多的，就是他播了一段提供大量研究數據支持片內講者論述的TED Talk。所有分享，真係唔講都唔知，多謝夾盛惠。
更加令人難堪的是，不少教授跟導師總是課堂一完就急急腳走，然後課後向他們發的電郵，更猶如黃鶴一去。課堂power point製造得支離破碎也罷了，更差的是執行例行公事般的吩咐導修上的學生逐個發言，然後隨便下一個不置可否的總結就離場，根本沒有消化學生的問題和討論，而是像梁振英一樣問非所答，敷衍了事。研究生的理解能力，大抵不可能跟梁振英同等吧。更加過分的是，明明是以英語進行的社會學導修，當英語水平一般的學生仍在吃力地吐著詞彙的時候，那導師自己就乾脆爆出一句廣東話，「促進大家討論」。 這種營役苟且是共業，根本不是認真填上一兩份學期終結問卷就可以解決。學生不問問題，更多的時候，是對回答答案的人灰心。
讀書讀得失去動力的､比死更難受的大學生活，並不是沉溺糜爛生活的大學生一手就能造成的。教與學的，都是謀殺良好學習氣氛的兇手。風氣一壞，就不是幾百部LCD大電視和華而不實的左新翼右新翼可以挽救。大學生固然不必教導自己的人把自己當小朋友看待，提供全盤指引，但闊佬難理不盡本分的教授跟導師又憑甚麼指責學生做不到「業精於勤」？參差的講者，任何學系都有，任何大學都有，任何地區都有，但在輕視「賺不到錢的學術」的社會，又在一所最喜巧立名目的學店，在醫科與法學以外的一隅，未免過多。
逆嘶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