唔鹹唔淡與變種牛犢

在一個久受歐美文化薰陶而仍以中國文化為大宗的社會，人人都對大學生的期望不合理而脫離現實地高，所以此地的大學生所感受的長年尷尬，實在是一種外國青年不易明白的痛。前人賦予他們枷鎖，他們又因前人的嚴格監控與打壓而欠缺能力掙脫，最終只能不甘願也得甘願地墮落。

中國人最喜勸勉後進向學，安分讀書，因為「書中自有黃金屋」，所以除了做讀書人，還是只可做讀書人。而讀書人要做的，就是在書院私墊裡熟習字字珠璣的聖賢吐哺，背誦古人箴言，前人註疏，然後劍指科舉，以期金榜題名，投身宦流，一朝平步青雲，升官發財。才能有限的，就算成不了大器，擠不進官門，也可博得鄉人的擁戴，當個識字秀才，繼續培育寒窗苦讀的下一代。改變社會､質疑權威和自立門戶，在中國人的世界是從未有過的概念。如果有人想要打倒四書五經，挑戰講學夫子，或是背棄「正途」去發展自己的興趣，也是會被打成不尊師重道的､犯大不諱的､要被鞭撻的忤逆。此之所以名留青史的李時珍，想當個大夫也得先從了那同樣當大夫的老父的願，挑戰鄉試好幾次才獲得家人准許，棄儒從醫。這種迫得人人保守的風氣，也某程度上解釋了殘暴專制的社會主義在中國人社會何以那麼貼切好用，因為這群本來就是喜歡順從主流和槍打出頭鳥的奴才。

講中國傳統，很多香港人都會覺得與己無尤。香港人最喜歡強調香港的與別不同，脫亞近歐。國際大都會，華洋雜處，中西合壁，半中半英，諸如此類。的確，在前宗主國的管治下，從西方直接搬過來的社會模式和思維在香港盛行了開來，教育模式亦當然不例外，它使香港人有了跟大陸人不一樣的視野，也與源遠流長的社會傳統生了距離。外國大學生做了甚麼，能做甚麼，也成了香港青年應該做些甚麼和做到甚麼的必然參照。可是，香港畢竟西化不足，守舊有餘，西方的框架套了進來，還是遭受很大的互相排斥。結果，這曾被先進文明殖民的地方，雖擁前朝留下的寶物，卻總是卡在新舊心態之間，不但無法通過長期磨合，自鑄新法，反而淪落到唔鹹唔淡，兩頭唔到岸的淒涼田地。

香港學生所受的是集中西之短的､次等的､過時的教育。根芽有毒，澆幾多洋水都只會半死不活。在人們面對越來越多全球化競爭的趨勢下，香港落後的教育模式､師資和配套，完全無助於拉拔出可以跟歐美孩子並駕齊驅的孩子。香港金叵蘿在只懂西方多元發展教育皮毛的家長的安排下，學習大量裝備履歷的技能，不同語言､樂器､運動，但這些極其量只能陶冶性情，而不能啟蒙心智，拓闊視野。緣木求魚的催谷力度，大到了幼稚園學小學程度的知識，小學學中學程度的知識，中學學大程程度的知識，以致其「玩樂至上」的本分和人身自由完全被晾在了一旁，孩子被迫得喘不過氣。

但玩樂的重要性，在香港家長十分嚮往的西方社會，備受重視。遊戲能賦予孩子創造力，提供孩子試錯的空間，讓他們在錯誤和實驗中吸收經驗。孩子在「無王管」的自由世界中所獲得的，是跟十八般武藝風馬牛不相及的學習成果。反觀香港孩子，其內在成長一直被所有人忽略，還自幼就被告知要「生性」､「聽話」，要不問原由地服從。在黃金發展期的基礎教育中，敢於質疑都被視為反叛，經常發問就被當作麻煩友，聽到鐘聲馬上俯伏案上方被視為乖巧，全盤接收師長意見就是品行好。孩子因而全都被扭曲成了違反常理的變種初生之犢——懾於權威，卻畏首畏尾，遇事時不知所措，只懂低著頭做人。

香港孩子吞服已久的還有另一種慢性糖衣毒藥——過度保護。當外國孩子普遍享有較大的自主性和自由外出的權利時，香港的家長中國化的一面就徹底暴露。他們不准孩子跟同輩外出看電影唱K或到圖書館，總是叫他們好好讀書，或是一面親善的吩咐孩子邀請朋友們來自己家裡玩，講到最尾就是不要到處遊蕩，免生事端。管接管送，工人姐姐貼身照顧，更是稍有經濟能力的家庭必然會安排的服務。當外國青年可以背個背囊就即刻離開屋企，走出本國，香港家長此時就會反對孩子在讀好英文以外的過度西化，因為在他們眼中，獨自旅行是件很危險的事情，為保安全，還是跟家人一起較好，甚至跟旅行團飛一圈便算見識過意式風情。當外國青年到了發情期，跟男女朋友打得火熱至情到濃時發生性行為，至少他們是在知道安全性行為的必要性的情況下選擇不顧後果地交合，而非如同這邊廂溫室裡養著的，被「中學生不應談戀愛」信條打壓，連避孕套如何使用也毫無認識，因無知而惹禍。

孩子不擅理財，儲蓄和管理銀行戶口都由父母代勞，也不擅計劃，大大小小的行程都歸父母操心，不擅照顧自己，日常起居全部假手家人。多得黃心白皮的——行中式管治孩子之實，假西方育才教學之名的父母好心做壞事，順風順水升讀了大學的他們，結果受不起超過載重極限的社會期望。自小被告知要讀書讀書讀書，到了連公開試也考好了之際，大家都失去了繼續往前的目標。適齡獨立的他們，根本不太能尋究每件事的意義，也不具備犀利的批判性思維和良好的分析力，於是以迎新營或青春熱血為名，不停發動幼稚無聊的活動，又或放軟整個人，迷失在突如其來的無邊自由之中。這引來了社會中人的諷刺，繼續努力向學的被嘲為死讀書，全程投入新生活的又被嘲為不知自愛。由港孩蛻變而成的大學生的無知和不濟被置於放大鏡下，人人冷眼看待他們的失語反智，墮落荒淫，不知所謂，方向全失，站在最高的道德高地貶損他們。青年因家長過度管束而被廢掉了自主自理武功，到了家長終於肯放手時又豈能在一時三刻馬上學好？

石田徹也畫作

較可嘉的，在接觸的學術多了之後，把心機從吃喝玩樂和重複庸碌處移開，讀社會科學，讀人文學科，競選學生會，然後沉溺於為人民公義發聲遊行，懷有改變社會的理想。社會中人罵不倒這些人，於是換個態度——冷待。這批人在異於中學的新環境裡，受到所謂西方思潮爆炸性的衝擊，對普世價值亦步亦趨，對社會時事密切關心，其實跟五四運動和六四學運參與者身處的時代和感受的氣氛相去不遠。人的思想受的刺激越多，求變之心就會越熾烈，德先生跟賽先生在二十世紀初撞入東方，震盪了一代人，改革開放後的中國青年遇上幾十年未見的新潮，又成了走在最前的一代人，繼續擠身大學的大學生自然步入同一漩渦，接過前人的火棒，不懈奮發。跟傳統中式教育場所不同的西式大學就是這樣一個地方，它提供學生創新求變的土壤，培育他們事事求真的態度，推動科學數學哲學所有科目的日新月異，更促成不同社會中的改革革命，以及人類文明的飛躍。

然而，在中國的歷史中，文學家史學家經學家的出現有如恆河沙數，技藝的發展源源不絕，但是類似當代大學及其存在價值卻從未受到關注，而對人類文明貢獻良多或極能影響中國固有文化框架之物，在秦漢之後已不復見。最接近大學模式的思辯和智慧交流，僅在大一統前的時代曇花一現，稷下學宮就有點似個學院。中央集權成為定制兼儒家思想落地生根後，大刀闊斧的改革已成異數，而且成功者寡，失敗者眾。一般學識不多的百姓，多數是餓得受不了才會揭竿起義，而朝代其時也大多瀕臨滅亡邊緣。由知識分子發起的改革，堪稱奏效的，也就只得商鞅變法那麼一次半次， 其時中國文化傳統尚未定型，秦族人歷史包袱又較輕，不足為論證。

所以香港在文化上既為中國的支流，又未有把握機會擺脫其傳統，發揚殖民遺產，自然難免傳承其腐朽一面。因此，從八十年代的「認中關社」，一路過渡到當下的左派右派本土派大中華派，這批「忽然開竅」的熱心時事青年，往往也會被魯迅至恨的「看客」——香港社會主流標籤為不識時務的滋事者。社會對他們愛理不理，看扁他們投入職場就會夢醒，而他們那批三餐溫飽不愁的務實家人也情願他們腳踏實地找份好工，儲錢買樓結婚生仔，多於浪費時間追逐虛無，空談大義。最終，急功好義的青年未有辜負一眾老油條所望，他們那些所謂抗爭也不過一直在圈子裡兜繞，如同古人從來未有以制度更換取代朝代興替一樣，未有打亂大家搵食的節奏，賭上大家穩定的生活。

此之所以香港人必然不會革命成功，因為唔鹹唔淡的文化和不知所謂的教育早早註定了最極進那群青年的有勇無謀和一大群旁觀者的好潑冷水，最後青年自覺勒上領帶自我活埋，是合乎邏輯的循環發展。上一輩失敗者又把失敗主義遺傳及灌輸給自己的下一代，講自己昔日也有怒火風光，但今日何以必須再見理想，步入康莊，舖墊孩子的死路。活在中國人社會，想要「鬧事」，直至全民啟蒙之前，先遭遇極大阻力而後慘澹收場是唯一命運，誰都不能例外，因為文化上的香港中國不可分割，始終是拗不過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