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道我們沒有任何底線？

夏千福親民落區，到慈善機構幫忙預備飯盒，港督風範贏梁振英九條街。說起港督，又少不免聯想到了會食蛋撻､飲涼茶､逛玉器市場的末代港督彭定康。十幾年過去，回頭一瞥，末代這個詞，說是形容彭定康，或是英帝國的沒落，倒不如說是代表香港的衰亡，這似乎才最貼切。

因為無恥無賴則無敵，所以很多人都買共產黨怕，連英明神武的英國政治家都不例外。二戰後的國際面對新中國時，懷著的是恐懼，因為社會主義國家是不按規矩出牌的癡線佬的代名詞，那種難以捉摸跟近代國際對北韓的恐懼差不多（雖然普遍已看穿了金氏的黔黸技窮）。到了八､九十年代，浪接浪的政治狂潮已過，鄧小平掌權，人人都看到了後文革時代中國尋求平穩發展的心。有見及此，誰都不想西方國家跟中國之間維繫得好端端的外交關係惡化，徒生干戈，手握香港的英國亦同樣。所以，其時英國國會大廈內，對於如何處理香港問題，也有了分歧。

彭定康企圖在自己任內加快香港民主化進程，以「民主直通車」保護香港，這種「西方野心」，不令人意外地被共產黨談判代表徹底否決。中方將香港政制發展的爭拗，上昇到了外交關係的層面，還聲稱就算彭定康的提案可以在立法局通過，九七之後，他們也必然能夠將一切推倒重來，要倫敦方面向彭定康施壓。在如此情勢下，好些倫敦議院中人都認為，英方實在沒必要為了那麼一塊殖民地的前景而劃破臉當醜人，跟中國鬧得那麼僵，於是尖銳地批評彭定康的橫生枝節，敦促他「回頭是岸」。

自命正義之師的彭定康胸懷的當然是滿腔不忿。他在跟中方談判的無數回合之中，看清了共產黨的惡毒和橫蠻，正如香港人在中港融合的環境之下，才終於感受到大陸人的來者不善。共產黨跟大陸人，根本就有無數的共通之處——明明是自己隨處便溺，卻倒過來指責別人不懂包容､隱性歧視､自高自大，明明是自己忤逆歷史潮流，阻止發達城市香港步入民主，卻倒過來誣蔑港英政府老是破壞談判､不肯合作､從不妥協。因為中方的立場和手段跟他預期中的社會主義國家作風如出一轍，所以他估計得到，香港落入其手也必然會晚節不保，由始至終態度強硬，表現了跟英方不協調的姿態。如何可以光榮撤出香港，是英方的難題，但英方沒有給予彭定康清晰的指示。到底光榮所指，是盡量低調地協助香港過渡九七，還是遵行普世價值的扶持香港抵擋專制？彭定康其實也未有定義，他只是在做自己覺得對的事，那就是為香港人好。

共產黨跟梁振英一樣，擅長顛倒是非黑白，欺騙隱瞞，含糊其詞，講話的目的永遠會為了迫使對手進入自己的泥漿摔角場。彭定康的明智，在於搶奪主動，而非像今日的香港人一樣愚昧，對社會主義國家政權有幻想，錯誤地釋出善意。他反批評在英國議會裡頭的「離地」外交顧問是懦夫，嘲諷「似乎中方即使提出要我們殺死長子的代價，有些人也會覺得有道理，指出要接受不同的文化傳統。」作為給予意見的塘邊鶴，拋出文化相對主義是輕易的，但彭定康守在槍林彈雨的前線與不尊重《中英聯合聲明》的敵人交鋒，又怎麼包容得了？所以他在訪問之中也不禁慨歎了一句，「難道我們沒有任何底線？」

共產黨殺到埋身，埋身就只有肉搏，不反擊就會輸掉底線。彭定康重視的是香港人權益，而中方重視的是如何不讓香港成為反中亂港的橋頭堡，嚴防香港的先進刺激大陸的神經，避免香港的文明喚醒國內的生機，所以他們痛恨「滋事分子」彭定康。

九七之後，大陸人陸續登岸，斬殺香港的義人，擄去香港的孩子，而那些口徑跟共產黨相似的人們，更穿著鎧甲站到了城牆高地紙上談兵，宣揚無國界的大愛，高喊包容不同文化，不要先入為主，不要標籤歧視。到了戰事僥倖消弭時，他們就出來邀功，自我歌頌「階段式勝利」，萬一疆界失守之際，他們則一臉神傷地說這是「最黑暗的一天」，嗚嗚的叫。但殘酷的真象是，血流成河的戰場上攤屍的，卻是利益最切身的香港人。

對付上床便順手掀被子的無恥之徒，必須要硬著心腸，周旋到底。這是彭定康賭上自己政治生涯聲譽給予香港人的啟示。儘管他無力留給香港一份厚禮，二零一七真普選也遙遙無期，當前的魑魅魍魎，我們還是要奮勇的打，趕絕所有投共之人，攔下所有賣港之策。「六國破滅，弊在賂秦」。委曲忍讓不是和平之本，只有真正自強，香港人才不用買中共怕，能夠捍衛自己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