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抗爭者留其名

轉自NTDTV

香港有很多怕亂的人，台灣也同樣有很多覺得學生是滋事分子的人。他們是戰後嬰兒潮一代，現在廿幾歲那一群的父母，享受著前人和同輩少數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民主自由，以為那是自己應得的安逸，勤勞的成果。他們腦裡的威權主義思想根深而蒂固，在無風無浪的時候，卻會因為社會環境富裕穩定而得以隱藏，到了政治化的時候，則難免如狐狸尾巴一般無法按捺，自動露出，然後急急忙忙的要鎮壓後生的「反叛」，以突顯自己的成熟和視野廣闊。這就是小花在溫室之中成長的單純，家畜在百業暢旺的年代冒起的無知，香港台灣，有福同享。

這群老屎忽認為學生都是小朋友，學生不應該行駛暴力，擠爆立法院的玻璃，總之動粗就是失禮。這群人更加認為，學生的力量在於多讀過書，能夠理性思考，因此不可以鬧事。他們認為秩序就是民主，安全就是自由，有錢就是一切，學生佔領立法院，於他們而言「絕對不是民主」。他們的看法裡面摻雜的，全是濃重的自私和愚昧，因為若然不定性學生為少不更事之徒，他們就得直視自己無能的現實——要是學生都看得到通過服貿的後果和政府黑箱作業的無法無天，成年人卻看不到，那自己豈不是連學生都不如的庸俗？他們接受不了青出於藍的真相，於是把學生打進谷底，貼上幼稚之名，以保衛自己的顏面和地位。果斷殺害健壯的幼子，是原始本能的爆發。

殺子是件易事，因為他們掌握輿論，而且位高權重。他們卸去了最重的肩擔，只挑走了權利，而沒有履行義務，生活輕鬆愉快而且佔盡優勢是必然的。事實上，「四小龍」的冒起，並非毫無代價，政治環境的穩定，是製造經濟奇跡的一大要素，香港､韓國､台灣和新加坡賠上了的，就是民主政治的發展，即是以後國人的命運。當大家專注於賺錢之際，政制發展這一國之本，就在「四小龍」兩者只能選其一之中遭到冷落。因此，不論是經歷過香港七､八十年代經濟起飛的香港人，抑或是從韓國漢江奇跡之中得益的韓國人，他們本來就無法抗拒和消除自身對於和平的迷戀，甚至極大部分都相信政治穩定就等於長治久安，長治久安就會財源滾滾，台灣跟新加坡也不例外。台灣跟韓國之所以比香港和新加坡先落實了民主政制，靠的其實都是關鍵少數，如果說全民聲援光州事件學生，或是全台灣都反對國民黨專政，那是誇張至極的。四個地方命運各異的真正原因是，香港殖民地政府和人民行動黨的管理水平較高，僅此而已。

然後多數人就收割了少撮志士的抗爭果實，像童話故事結尾那樣，快樂地活了廿多年。他們歌頌這撮志士的偉大和勇武，猶如古人敬重造福大眾的長老一般，視他們為消弭紛爭的和平之神。亂事平定以後歸於平靜而美滿的生活，最終帶來的，是筋骨生鏽，軟弱怕事，以及懼怕動盪。所以，到了二零一四年的當下，有新一群學生，傳承薪火上街抗爭，重複前輩公義足印，他們就打回原形，對人不對事的，嘲笑和批評佔領立法院的新人只是為了迫政府低頭，迫成年人低頭來滿足自己只領得到22K薪水､出頭無路而受挫的自尊心，才上演那麼一齣幼稚小孩傲嬌式胡鬧戲。當成年人認為年輕就是原罪，熱血就是鬧事，而年輕人則看透成年人的犬儒和腐朽，兩者因為對方的本質或「階級成分」而無可避免地互相厭惡，這不是世代之爭，還能是甚麼？

縱觀歷史，所有政制足以垂範國際的國家或民族，都是從抗爭和犧牲之中步步走來的。德國的六八學運，法國的五月革命，甚至亞洲國家韓國的光州事件，其慘烈和混亂之況都比今日台灣有過之而無不及。抗爭之所以成功，就是因為不介意別人的看法，不刻意自律，不轉向和理非非，不放棄武裝，堅信自己本著正義而為。因為大家都明白，成王敗寇，所謂暴民，只要贏得漂亮，只要改變了社會，就會一個轉身，成為曾經嗶咧吧啦吵個不停的老屎忽吹捧上天的愛國青年，更會成為新一代人的偶像。

毛澤東有言，「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世代之爭，往往不能以理性討論來終結，卻必然會因一代人的年華消逝而停止。台灣的「暴力路線」，在為數不少的成年人眼中，是個別青年別有用心，而大量隨波逐流的青年受其煽動而促成的，但在支持的一方眼中，卻是台灣民主略有小成的證據，是年輕一代台灣人守衛少數前人爭取回來的戰利品而被激發的良心運動。歷史將會記載今日學生如何推動台灣民主，同時恥笑自以為是的大多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