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暴民

仁慈的朋友好言相勸，認為我不應公開講師身分，以免講師被起底。我的想法是這樣的：學者身為知識分子，應比一般人為自己言論負上更多責任，講對或是講錯，都應該無懼被揭露，正如幼稚園老師虐待學童，媒體也會把老師找出來一樣，公允大概自在人心。又，若然對方堅信「Hong Kong people discriminate against their own people from mainland」是事實，而且有其學術理論或確鑿證據支持，除非不屑澄清，或不屑回應一名低質學生，否則大可以公開辯論，一正大家視聽，導正民粹，匡扶社稷，在學術根底和知識高下的層面，我才是弱勢一方。

學生與師長辯論，從來有如泥牛入海。香港的教育對我影響確實不小，這是我深有體悟的。記得小學的時候，曾問過小學師長何以颱風要以一個風來形容，而清風就是一陣又一陣。那時候師長笑了一笑，沒有認真搭理我，而往後跟年齡比我大的人求賜救，遭遇的亦往往是打壓多於誠懇指導。然後我又想起早兩年曾經以讓座予孕婦並非乘客義務為題寫文，結果竟然有人打電話給港大，要港大輔導和批評我。有些人也許會說這是個別例子，遇人不淑而已，如果要這樣說，那就算了，我們無話好說。

總之要安分守己的學習的教條，我知道得很早，然後我就沒太理會所謂師長，自顧自地墮落消沉去了。須知道以理服人､不恥下問甚至承認失言的器量，不是為人師者皆有。人誰無過縱是真理，好多人修為始終或未至化境，難以接受挑釁，更何況太多事理，誠如周澄所言，確非三言兩語可以講清楚的。所以將講師言論公諸於世，而不私下與對方談論，非無禮也，而是一､懷玉成促進本土意識討論美事，方便所有未能參與大學課堂的人接觸一位社會學者說法之心使然，二､拉闊戰線，以免單打獨鬥，死無對證，以及三､大學課堂不屬於私人場合而已。

朋友又說，別人兩言三語講政治，就被我「鞭屍」，會使我的形象過辣，顯得很nasty，也會使人不敢與我交流。而事實上，我發現自己已經習慣了被視作暴民和辣筆一枝，走火入魔，原因是我清楚自己欠缺溫和的知性，承受不住和理非非，也不覺得婉轉善良會妥協會體諒，就等於有生存空間。如果跟我交流的人都是不經大腦就開口的人，大寫特寫他們的言論，我是絕對心安理得的。我就是如此下賤。

近十幾年極權壓境，香港好多人當趕潮流一般不停講「寧鳴而死，不默而生」。但是，講這句話的那堆人，大部分也確真不過是在鳴叫而已。他們其中沒幾多真以行動去改變現況，而只是穿黑衫喊口號，擺個吶喊的姿態，然後繼續堅守工作崗位，準備下一次再高呼同一句話。這些在我眼中都是毫無意義的鳴叫，俗語謂留返啖氣暖肚，於我是真理。我的鳴叫，就是揭露，就是以粗暴的手法完成，我跟他們成不了同路人。

何況隨年漸長，人是應該要明白到乖巧無用的現實的。只要你年紀輕或是權力少，你表現得多溫馴､多聽話，只要偶爾越軌，都不可能倖免會被打成反叛者。放大到社會層面，則會是少不更事的暴民，或是目無尊長的後輩。因為這個社會的公平甘露，從來沒有灑落於階級的夾縫之中，而後浪蓋過前浪成為另一波後浪眼中的前浪時，這股曾是後浪已成前浪的江水，則永遠不會扶掖後進，糾正不公。

一般而言，後生仔在成年人眼中，只是一堆任人操弄的木偶，直至木偶發難，化成肉身，直至成年人徐徐老去，力氣無幾，兩者的關係方會改變，甚至逆轉。抗爭存在在強弱之間，世代之間就是強弱之分。只要一舉打破強者定下的秩序，成功擾亂習俗規範的節奏，敢於行駛有意義的暴力，不臣服於失敗主義，滿身罪狀的暴民，有朝一日必會自動升格為良民。所以要贏愚民，先要變成暴民，別無他法。

不必說救救孩子。暴民是無藥可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