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俗低俗

杜汶澤主打低俗，以惡俗騎劫通俗，使其成為香港文化一主要分支，一邊拒絕合拍片，一邊落場參與兩地罵戰，大肆抽水，收穫良多。好多香港人，因為他的本土言論正中自己下懷，紛紛表示以後必定支持他的電影，謂之香港良心云云。然而，一位公眾人物的言論縱是合乎大勢，屢有sound bite，大家也是應該分清楚，那是與他的演技和導演水準是沒有直接關係的。即是說，市民欣賞杜汶澤電影以外的敢言一面，可以轉載他的言論，替他衝兩衝人氣，卻並不等於要買飛入場施捨､助養他，賠上自己的寶貴時間。對人不對事，最終難免會助長惡俗本土電影的不良發展。

過量粗口跟惡俗密不可分。杜汶澤演的角色，譬如《超級經理人》裡頭的麥超，或是《低俗喜劇》之中的導演，都是自以為有幽默感，而且習慣狂講粗口的。講粗口自然絕對沒有問題，我們與外國人相識，也多數會教他們講粗口，原因不外乎粗口確有粗口才具備的抵死啜核，而且極能表現香港通俗文化特色，易於應用。可是，粗口是可以應用而不能濫用之物，在電影之中，該用之時自然毋須避嫌，但不該用之時，則更應該收歛。

若然我們細心觀察和統計過往周星馳作品之中的粗口俗語應用，不難發現的是，他從來不會生硬地加插粗口在對白之中的。即使是一句「啊，你個仆街仔」的對白，多是俗而不魯，無傷大雅，而且完全切合當時氣氛的。粗口濫用，是杜汶澤的演繹令人覺得過分低俗甚至是惡俗的要因。麥超夥同手下上門找張繼聰追數一幕的粗口運用，正是惡俗的例子。

電影是生意，想賺錢的電影人當然要投市場所好，迎合主流或他們的基本盤——少數忠實支持者。因此，香港電影絕對有權投入中國市場。但是，以100%香港製作入局，跟北上和當局者合作再推出成品入局，始終是兩回事。香港電影在委曲自己在電檢和中資面前跪低和只走惡俗騎劫通俗兩極之間，不見得是沒有其他出路的。非高則低，非優則賤，是錯誤的二分法。

當下的香港，重蹈九七前後的覆轍，人人都忙著找出何謂香港的蛛絲馬跡，急於建立本土文化。但是，現時本土味濃而傾側至惡俗的一堆，質素參差，難成大器，就算票房比低迷期稍好，最終也不足以成為香港電影全面或將要復甦的證據，也不可能代表本土文化。正因為惡俗是本土文化的某一極端，我們必須匡正歪風，不能任惡俗大行其道，蓋過了其他通俗文化。杜汶澤有他自己的惡俗騎劫通俗的風格，郭富城也有他不講粗口也可以滲現的港味，顏卓靈也有她清新而標緻的港味。只要香港電影能夠兼收並蓄，行「食窮民建聯，票投民主派」之策，投資公司照樣投入中國市場，但間中以合拍片的收益，扶植本地創作，譬如一套大片賺了一億就拿一億的一部分去支援非合拍片的拍攝，香港電影也許就不會淪落到只得核突惡俗､不停爆粗一途可走。

對待大中華，我們必須像壞情人，無論是整個中國，抑或是其文化市場亦如是。因為大中華是賤女人，你待她好，刻意靠攏，她就會恃寵生嬌，肆無忌憚，不知珍惜，甚至調過頭來要把香港文化吞噬。少數必須要有少數的求生之道，正如國際之間大國話事，但小國仍然會努力在大國之間斡旋和與其他小國競爭。合拍片既會連累香港特色減褪，制肘創作空間，那麼香港電影人要做的，就是想辦法以有限資源殺出血路，而非自斷雙臂乾脆放棄。《狂舞派》起初因為投資沒保證而無人問津，結果只能用五百三十萬拍攝，但最終卻叫好叫座，贏盡口碑。香港電影之所以吸引，資金固然重要，但誠意和創意才是金錢也無法堆砌出來的精粹。珠玉在前，只要電影人和投資公司分工合作和大團結，取中國市場之利，補香港市場之短，是絕對可行的。而這個大團結，比政界泛民大團結要容易促成幾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