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菊花道長舐，自己香港自己救

梁文道近來對一個中國媒體訪問者抱怨說，因為自己經常在香港探討港中矛盾，所以「在香港已經變成一個很不受歡迎的人」——短短幾句，就連消帶打，強調了自己苦口婆心循循善誘，是如何的有文化，又順道暗示了香港小民吱吱喳喳不可理喻，是如何的不近人情，可謂左翼進步人士接受訪問回應問題的楷模典範。

但事實上，梁文道之所以「不受歡迎」，並不是因為香港人品味有變，有眼不識泰山，而是因為一隻過街老鼠，人人喊打是必然的道理。老鼠有損衛生，四處播菌，根本就是應予杜絕的害蟲，但老鼠竟然大大聲聲的，冤枉滅蟲隊的人不愛惜小動物，針對生命有價的老鼠，這種思路，就跟中國人明明做了錯事，還要認為全世界都刻意要挑剔他們一樣無恥。

梁文道神憎鬼厭，主要是因為他總是站在最高的高地，抽秤香港人。他雙重標準，待香港人以嚴，律中國人以寬，一貫左翼進步人士思維，已經不是新鮮事。在這種人眼中，香港人「體現出一種非常極端的族群主義的態度」，是罪大滔天的，因為中國人是弱勢，而且和香港人本是同根生，香港自然有責任像家嫂或打工仔一樣，千忍萬忍，接受所謂文化差異。此中的「自然有責任」，持正反意見的兩方已經爭辯過無數次，但結果仍然是各不相讓——以梁文道､陳景輝､林輝等人為首的文化人或左翼進步人士，依然故我，不懈攻擊香港人優先的概念。

港人優先，理直氣壯

但香港人優先這個概念，到底有甚麼問題呢？除了不停湧來香港的中國人之外，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地方的人會覺得如此安排是無法接受的。香港人比任何國家人都排得更前，其道在便溺。假如家長不將最好的物質留給自己小朋友，而是隨街分派，而國家又不將己國的市民置於首位，而是大開中門，那這個世界，又何必繼續有家庭､國家和邊界的存在？

有家庭，是因為一個單位，只有兩房一廳，擠不下十個人，必須要有次序。有國家，則是因為一片土地，只有山河若干，地力有限，必須要有內外。國民優先的概念再進一步，就是像日本那樣，將最優良的食物留給日本下一代，計劃自己國家的未來。這不是學無所成的左翼進步人士常常無限放大的甚麼十八世紀國家民族主義遺害，而是一如「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原理。如果道理真在梁文道那邊，如他所言「憑甚麼XX人優先？XX人並不應該是任何時候都優先的」的話，那梁文道絕對應該捨身成仁，聲討日本人在日本可以得到比旅客更好的待遇的不公，守在東京國會議事堂前站，冒著變得「不受歡迎」的大不韙，痛陳日本置地球村民於倒懸的弊病所在，拯救整個世界。

日本地大，關東和關西的市民分分鐘終其一生都碰不上一面，但大家可能有共同朋友，也有許多共同生活經歷，就已經比跟國外的人親。而關東人在關東必然比關西人佔有優勢，也是必然，因為口音相近，或是曾經住在附近，都會是親切感的來源——梁文道看到這裡，可能馬上就會質問一句，「請循其本。如你所說，大阪跟京都應該立國，然後小樽跟札幌也應該立國，最後兩相對峙了吧？」

這種反唇相譏，無異於自暴其短。因為稍為動腦都會知道，國家地大資源多，總是利益至上的人類最渴望的，問題往往只是人口多到了一個地步，文化又雜亂到了一個地步，必然無法調和而已。幾十個州有時可以成邦，幾十個縣反而不能建國，來來去去，分分合合，原因又不外乎地方之間利益衝突大小。香港的市區和離島，其實都有這種矛盾，譬如市區人每逢假日就湧入長洲､南丫島，就使得當地村民有人歡喜有人愁。長洲如果要振臂高呼一句，「自己長洲自己救」，也是非常合理的，只是長洲不夠長，無法自立為城邦或小國而已。

而梁文道眼中那「從來不強調地方優先､族群優先」的香港，根本只是因為移民歷史而形成的短期不排外文化，而不是他口中那香港的本質。香港九龍新界，屢次因為戰亂而大量接收移民人口，移民要不是只求安逸，未及思考紮根與否，就是只視香港為中轉站，短暫居留，不強調香港人身分是無可厚非的。任何地方都會發展出親疏之別，所謂香港不講優先，只是因為時勢未到，氣候未成，不是不講。

香港人的面相體格，與白人和黑人的分野明顯，和日韓人種的也相去甚遠，最為接近的，自然是北方的中國人，所以便尤其會「歧視」中國人。中共為了整頓敗局，推出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自救，兩地民間開始接觸。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香港人察覺到中國人的俗套和落後，但因為以為九七之後可以相安無事，沒甚麼危機意識，所以只停留在於電影､電視劇和日常生活中嘲笑的層面。二零零三年之後，在香港出現的中國人數量暴增，再過幾年，香港遭受普遍質素低下的旅客和新移民和擺明車馬要殖民香港的共產黨夾擊的後患浮面，香港人生存空間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脅，於是開始想將跟香港人社會習慣不同的人分隔切割，以求自保，這是正常人都會有的反應。偏偏，愛國愛得要生要死的文化人，就在當時開始責難香港人歧視中國人，口誅筆伐香港人的自私自利，自以為高尚。

本土意識，寧濫勿缺

近幾年的香港，像統一前的德意志。前者處於中共管治的中國大陸南邊，主權治權淪喪，舊有生活習慣日漸被扭曲，後者則處於歐洲中央，四面受敵，強鄰虎視眈眈，缺乏明確民族身分認同。德國人藉著分辨甚麼人不算是自己人去界定何謂自己人，延續由來已久的反猶思想和借助納粹主義加強民族身分認同，最後屠殺國內小眾，是因為這批自己人在自己國家裡面是多數人。香港人用同樣方法去加強本土意識，就算踩界成了民粹主義者，都不會殘容得了幾多個中國人。箇中原因，是香港目前屬於中國，香港人是香港的弱勢，而有人撐腰的中國人才是話事人，整個力量就跟德國人的不同。既然如此，梁文道誠惶誠恐的本土主義，又惡得出甚麼樣來？而現在被踩到上心頭的，又是哪一方？

梁文道講，「你反對的東西跟你主張的東西是同一種東西」，指香港人一邊反國教，一邊宣傳愛港主義，自相矛盾，但這根本是偽命題。香港人之前反對國民教育科，是因為它附帶不問對錯的愛國主義，但香港人本土意識抬頭，並不是一味吹捧香港最好，中國最壞，而是要求無論誰好誰壞，香港人都應該跟世界上所有正常國家一樣因為自己人這身分獲得香港政府優待。前者承襲中國黨國教育而生，後者只為守護自己家園而起，何來矛盾？

名文道者，枉稱文道。梁文道刻意混淆視聽，用一種驟看頗有智慧的句子，「刺穿香港人的虛偽」，實際上卻暴露著自己的虛偽。更加過分的是，如此口徑，出自他的筆下或口中，已經不是第一次。已經北上謀生的他一直在做的，就是引導讀者受他動不動就講這個主義那個主義這種文化人的包裝蒙騙，墮入他設好的思想陷阱，站到房間一角，自我反省，愛港到底有甚麼錯。香港容得起這種文化人，才是香港過度包容。

本土意識，和國家民族主義的確有相同之處，但兩者之所以在歷史上偶爾為害，只是因為用力過猛，用不得其法，它的本質並不是一片烏黑的。近十幾年，韓國裁判和運動員因為太重國家面子而在國際體壇上臭名昭彰，也可算是本土意識或是國家民族主義的不良後果，但這種奸險之行，存在得到，總比不存在好。如果有人太愛香港，愛得偏袒香港代表隊，大家是應該欣賞的，反正公道自在人心，一定會有人出來糾正，但如果連這種人都沒有，香港代表隊在外受屈，都沒有香港市民為他們抱打不平，那才真是香港的悲劇，比股市大瀉還要不堪設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