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聯意在借屍還魂,寄予厚望純屬戇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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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維園六四集會,支聯會順應市場口味,一改多年作風,選用了<撐起雨傘>代替<中國夢>,參與者有人反感,有人支持。反感的,多是因為「建設民主中國」這初衷,彷彿遭到了背叛,而支持的,則多是因為樂見支聯會放下身段,貼近民情,有如看見轉機。

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支聯會這個奸狡的組織,是不可輕信的。它的所謂改變,明顯意在借屍還魂,吸納所謂「雨傘族」新血,為日後向本土靠攏轉型,搭橋鋪路,斷非誠意之舉。若然輕信,結局必會等同縱虎歸山。大家只要留意一下,它對待本土派的敵對態度,就知道它根本不接受挑戰,不肯真誠悔過,只是想抱緊自己的龍頭地位,騎劫六四,以至香港民主運動的話語權(因為中國民主和香港民主在他們的論述中是一個package)。

香港人的六四情懷,隨時間而變得淡薄,加上香港人主體意識膨脹的衝擊,「每一個夢源自黃河」和「五千年無數的渴望」,日漸站不住腳。雖則今年維園,人頭數量尚且可觀,但未來的跌勢是可以預期的。說好的「內容始終一個」,在雨傘革命之後,已經不再。而這一點,支聯會也心知肚明,只是不願面對而已。

結合本土力量,借用外國勢力,是小國突圍和壯大的必由之路。李光耀如何帶領新加坡在英國、馬來西亞和共產國際之間周旋,建立新加坡的國族想像,以及李登輝如何借力打力,催生台獨主張,加強台灣人身分認同的前事,都足以啟發香港人。加上有了雨傘革命的實戰經驗,香港人的抗爭智慧,在短短幾個月間,直以倍數增加。即使支聯會從不是省油的燈,早慣於化解香港人的怨氣,也難免有點招架不住。因此,它眼見本土力量冒起,深知香港新一代將會威脅甚至瓦解支聯會,便狗急跳牆,急於制止,連在台上燒《基本法》的老把戲也搬了出來,難得的是還有大專院校為它抬轎。

本土派在支聯會眼中,是它與泛民的共同敵人。本土派必須殲滅,是它的最新任務。因此,它企圖代理本土,表面上放下了「要中國人人見歡樂」,實際上仍然在強調繼承六四先烈遺志,這是為了妨礙香港人因雨傘革命而自成一家,拋開民主中國的春秋大夢,用心良苦,大家必須知道,不可上當。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它的所作所為,都是合乎它的組織利益和立場的舉動,我們不要怪責支聯會,做好自己,忠於香港,就可以了。

我向來不是矯情的人,直是抗拒矯情,但昨夜的本土派六四集會,不得不說,是治癒人心的。大家常常都談及,而《香港民族論》也提及過那「想像的共同體」,在身邊後生默默為雨傘革命而抹淚那一剎,慢慢成形。親臨其境,你會看見一次告別喊驚的哀悼,討論與反思六四能給予香港人甚麼的簡單集會。我不知道港大自立門戶,誰人會最高興,但支聯會的惴惴不安,我是很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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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怪我們不為六四動容

港大六四晚會
港大六四晚會

香港新生代不是因為冷血無情而不為六四的血腥畫面動容,他們只是沒有親身經歷,沒有愛國包袱,僅此而已。望着曾經浴血旺角和留守金鐘的他們,看雨傘革命的片段,雙眼泛紅,你應當清楚他們的熱忱,絕對不比當年冒雨湧上街頭的上一代少,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首次港大六四集會之上,大會播放了對比六四和雨傘革命的影片。六四那些,是大家已經見了廿六年的內容,而雨傘革命那些,則是大概半年多的。我抬望台前身邊同道為何而扼腕感觸,以至落淚,心裡明白他們反應大概超出了主辦者和製片者意料。

那些據說看多少次都會令人心痛的畫面,解放軍入城,市民血流披臉,傷死者堆堆疊疊,在連半點血都看不見的雨傘革命之前,在二零一五年的這日,竟然變得毫無力量。在經歷了一場真正有資格稱為影響香港的社運後,他們發現,原來以往支聯會跟泛民千方百計地引導大家流淚,大家都哭不出來,是由於自己不過是因為應該要傷感而放大自己的傷感,並非打從心底地遭到撼動。蠟淚成灰,年復年的憑弔,認清自己香港人的身分之後,都變得有如鏡花水月的虛幻。

雨傘革命雖然未見竟功,但它確實像一盆冰冷的水,澆了在香港新生代頭上。過去,他們因為從社會和書本中學習了正義,於是按着別人的指示實踐正義,結果有了人云亦云地高呼「平反六四」的維園新血。如今,他們則是在成為了特別行政區的時代的香港,親身經歷了普遍不過的不義,再在雨傘革命中,嘗到了前所未知的極度不義,於是感受了切膚之痛,結果「自己香港自己救」的決志不再流為空文。兩種激動,自是不可同日而語。

上一代從傳媒處得知北京的暴虐,心存僥倖,除了流兩行懊惱的淚,毫無作為,但這一代卻是目擊了港共的奸詐,敢於挺身,成為了慈母棍棒下的刀俎魚肉。兩代人所承受的心理壓力,因為社會政治環境的不同,大有分別。要不是青年皆本土,六四本土化的新論述根本沒有適生價值。

的確,雨傘革命期間,和理非非的主張,陰魂不散,但是,它既是比六四更貼近香港人的集體回憶,這因不夠勇敢而換來的失敗,能夠為香港未來埋下的影響自然更大。雨傘革命所給予香港新一代的,是兵敗如山倒的衝擊,也是大展拳腳的機會。他們不必再東張西望,坐這山,望那山,眼紅人家台灣的民主改革,或是葡萄烏克蘭人如何保家衛國,而是能將磨刀霍霍的派上用場。這麼一場社運,縱是失敗,也不過是實驗成功之前的小爆炸,而不一定會如同六四那樣,使全國人變得犬儒麻木,心灰意冷。

就任得謝志峰那些加拿大籍華人批評香港新一代背棄六四,忘本忘史,短視而自私吧。短視而自私,誰不是呢,至少他們人在外國,心繫中國,而我們身土不二,以港為家。香港人偏私香港,是由近至遠,由親及疏,他們不願意明白這個顯淺的道理,就由得他們吧,他們只是沒有活力繼續往前的騎牆派。

香港新一代的政治能量,將是謝志峰、王光亞、魯平以至毛澤東再世也無法設限的。這是因為他們為自己的地方灑了血,為自己的同胞捱過刀。人在自己或是同伴受壓迫之時,奮起自保,是人的本能,關鍵只是,在能量再次爆發前,大家的行動能否配合更完備的論述,而參與者的分歧可否加以收窄而已。

自立是漫長的過程,花上幾十年只是等閒。香港目前缺乏政治人才,而亂世正是他們磨練自身的最佳機會。因此,即使香港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以及集會自由每況愈下,雨傘革命的死灰要復燃,亦並非難事。反正屆時的社運,隨時會是顛覆一切,架空規矩的真革命。支聯會教訓在前,泛民無恥在後,新一代是不會重蹈六四的覆轍,成為每年一度集體高潮的馬騮戲的,大家要對香港的新青年有信心。

告別維園,燭光不必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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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去秋來,六四又至。想起這幾年間的事,即使雨傘革命的失敗歷歷在目,還是覺得香港的前景,尚未算毫無希望。

想我年前離棄支聯會,主要還是因為親身經歷。本土派的論述,我是沒有怎樣接觸的。想當日自己年少無知,概念模糊,曾經也像無數天真嬌那樣誠心誠意的,將每年的六月四日視為大日子,甚至在維園裡面,留下過如今回望都教自己尷尬的蹤影。要不是演技浮誇的支聯會常委蔡耀昌於台上一哭驚醒夢中人,我轉身離去的姿態,大概也沒那麼果斷而徹底。

聽說今年銅鑼灣機利佐治街已經少了檔口,競爭不再,於香港人而言,這無疑是一節小勝。雖則七百萬人之中,仍然有無數昧於現實的庸人,不知此事,而關心社會的人之中,也仍然有大量堅定不移而旗幟鮮明地支持泛民主派的真心膠,拒絕離隊,但形勢超越了三兩年前的漣漪初泛,是顯而易見的。起碼,尖沙咀鐘樓的六四集會,今年已是載譽歸來,而港大學生會的,今年也加入戰場,三分天下。

選擇出席港大六四集會,欣賞的是它的rundown裡將不再安排難聽歌聲獻中華,也是它的論壇性質和含蓄氣氛。更重要的是,一如去年於尖沙咀鐘樓首次辦起了六四晚會一樣,港大六四集會於本土民主發展歷程中,將留有別樣的意義,值得見證。

支聯會的傳統儀式失卻人心,另起爐灶者極力避免重蹈覆轍,兼欲推陳出新,是可以預期的,而這正是港大六四集會較令人期待的原因。一場動輒凝聚千人的集會,換上了參與編寫《香港民族論》和整理撰寫香港歷史的梁繼平和徐承恩演講,取締空喊悲情口號的蔡耀昌,營造的效果雖未可知,但有點新意,總比沒有新意好。最重要的是,港大學生會不是不容挑戰,也沒有向人施暴的義工。

另外,港大是在雨傘革命發起並成功退出學聯的大學,而退聯本身就是直接因雨傘革命而催生的。這又是港大六四集會較為吸引的原因。當初退聯所針對的,是傳統社運模式的緣木求魚,以及泛民左膠在每次社會運動中的過度干預,今日的港大六四集會,獨立自主,立足本土,號召力不減反增,絕對是「退出學聯,然後呢?」的最實際答案。

學界的協調機構,就像社會運動那大台一樣,本來是必不可少的。可是,過往大台卻一直遭到不求實幹的社運常客把持,將大家綑綁於一虛假的團結之中,使得魄力與自主權大削。大台以外的自由人,也是因為大台的失效,而不得不予以重擊,以求重建而已。今年港大學生會獨挑大樑,企圖重塑六四集會形式,表現將關係到日後學界走向及院校的領導地位,自然應當觀望。

毋忘六四是應該的,在哪裡,用甚麼方式都可以,而理由也早已經說得一清二楚。當年中國學生對中共政權的無知,應當成為香港人的借鑑,而中共政權的無法無天,朝令夕改,則應當是香港人卧薪自強的苦膽,刻記於心。六四是香港歷史的一部分,一如美國人不應忘記獨立戰爭,香港人亦應當牢記這次慘烈的啟蒙。記憶是對抗極權最有力的武器,大家要擺脫的,只是毋忘六四就等於愛國這個枷鎖,僅此而已。告別維園,燭光不應是悲情的,它是香港未來之光。

六四:一場很腐朽而矯情的政治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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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港交流的台灣同學跟我說,學期完了,她們還是要在香港稍加逗留,原因是 想要觀摩一下六四燭光晚會,二則是不捨得香港。

第一個原因,是不教人意外的。要數五月尾六月頭的香港盛事,六四若認第二,那是沒有其他可充當第一的。適逢其時路過香港的人,略有少許政治知識,也會順道到維園望兩眼,拍張照,留個念,因為那是香港獨有的壯觀。它之所以壯觀,是因為人數動輒以萬甚至十萬計,規模難見於海外。一片黑壓壓的人潮,年復年的從港九新界四方八面湧至,夜幕低垂,白蠟燭芯星火晃動。翌日被縮進蘋果頭條一格,就又成就了一場愛國民主運動的歷史見證。

但歷史見證著香港人的愛國情深,更是暴露著參加者的愚不可及。這群人年年參加一個號稱「戰鬥到底」的愛國組織的晚會,年年捐錢補貼支聯會的「永不放棄」,但這個資金已經滾存至超過千萬港幣的支聯會,自一九八九年來,到底如何戰鬥過、如何堅持過,他們卻是置若罔聞。愛國的定義、愛國的必要性以至晚會主辦單位的斑斑惡行,他們也是無有關心,完全沒有仔細思考過的。

支聯會的口號,每一個字都是假大空,跟香港九唔搭八。他們若是一個徹徹底底的愛國組織,口裡愛國,兼具行動力,所以將香港視為中國之一角,那倒還值得半分尊敬,但他們卻是全無貢獻的。支聯會要求釋放的民運人士,永遠都只鎖定於劉曉波、李旺陽、譚作人等人,而且那永遠只是廉價的空喊——支聯會從來沒有成功脅迫中共交出在囚志士,也沒有與中共交涉的舉動,談何支援?又談何救國? 而所謂「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支聯會也不過是跟所有組織以外的平民百姓一樣,在漫無目的地空等,等到中共突然因為表現自己的開明專制而承認過錯,僅此而已。其所作所為,遊行示威,全都是不損自己一根汗毛就能戴到大個光環的無聊動作,而他們卻憑此賺得砵滿缽滿,將這份絕世筍工在自己人的圈子裡世代相傳。靠支聯會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別說是香港人,就是連中國人也不要抱任何期望,因為推翻政權,需要的只是一個痛恨滿清的孫中山,而非十萬個愛國愛得要死的司徒華。

對支聯會而言,最好是永不平反,最好是毋忘六四。萬一大家真的將六四拋諸腦後,絕口不提,支聯會是會死得很慘的。當香港人專注自己前景,洞悉香港與中國的民主發展根本可以各走各路的現實,支聯會就會失去其維穩的功能,再不能假六四亡靈之名,四出兜售贖罪券,賣t-shirt和USB蠱惑人心。缺乏周轉資金,失去政治資本,無法再以壟斷六四話語權的姿態大搞年度晚會斂財聚寶,他們屆時就非關門大吉不可。

我於是說,你們將會目擊一場很腐朽而矯情的政治騷,看穿香港政客消費受難前人的卑鄙無恥,而且今年人數一定比往年少。香港人心在變,不知怎地良心有愧了廿幾年的單純已經漸漸不再。到了一日香港人不再覺得自己虧欠中國,知道中國改革開放促進香港繁榮只是經濟大環境使然,知道支聯會這個利益集團的愛國不足、賣港有餘,知道會中幹事李卓人、何俊仁、蔡耀昌、張文光等不靠六四必會打回原形,香港人是會自慚形穢得要找洞鑽的。就是因為香港人政治冷感的豢養,這群集大中華主義、犬儒主義和失敗主義於一身的香港政界寄生蟲,才能食得肥肥白白,接著還閒來無事的,為了瘦身減磅而跑去接力絕食,阻住地球轉。

如果維園燭光晚會是一場中共看不過眼的政治活動,你怎麼會天真得以為它竟可持之以恆廿幾年?「同志仍須努力」所呼喚的,就是全部迷失於政治道上的小羔羊。支聯會年年都帶頭唱<中國夢>和<自由花>,都是有原因的。你唱,就代表你認同民主只能是霧裡看花,南柯一夢,代表你服膺於「我的夢和你的夢/每一個夢源自黃河」的血濃於水,也代表你甘於「但有一個夢不會死記著吧」式的不停發夢,自我催眠。既然你也以為夢境應該歸夢境,現實道德責任則可以托付於支聯會,那你一世都只可以沉睡也是必然的。

改變社會,爭取民主,靠的不是日夜發夢,重播 Imagine,而是認清華夏文明與今日中國的分別,背棄代理愛國的泛民主派的虛偽。只有不受控制的、民間自發的、脫離代理民意組織的悼念行徑,才真會觸動中共敏感的神經。今年六四,以後六四,請憑良心杯葛支聯會霸權,到其他同樣能表達心意的場合哀悼,使譴責暴政的種子遍地開花。

不再幻想,莊敬自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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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發抗共,重塑六四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香港連場示威遊行上演,港人罷工罷市,行動規模龐大,與他國首都北京學運遙相呼應。其時香港九七脫英入中之議論,大局已定,港人憂心忡忡,彷徨無助,學生的下場,正好成了代替港人試探中共底線的實驗結果。因為如此,推人送死必有果報之夢魘,盤桓維港兩岸上空二十五年,而六四亡靈的血肉,也隨之而硬化成為港人的集體疤痕,偏執長存。

港人關心六四,只不過是目擊身邊有人遇害,於是防衛自保機制立刻條件反射,僅此而已。其關心緣於同病之哀,緣於虧欠之情,與愛國與否毫無關係,以為港人愛國心熾而群起發難的,都是白癡。他們恐懼呼喊,只是因為發現中共蘇維埃本質不變,而英國卻將留下一聲拜拜,遠去這都市,不再為香港斡旋到底。而他們急急移民,也只是因為想像到過渡九七之後,自己也要成為中國人的一部分,淪為中共刀下的一塊賤肉,任其宰割,小生怕怕。所以關心和悼念六四,從一開始,其實就是建基於港人恐共情緒多於一切,斷非所謂顧念同胞的民族感情使然。港人跟中國人,僅因為香港主權移交而成為命運共同體,建不建設民主中國,不在港人的考慮。這命運偶爾的交織,是人禍,是社會去政治化的後遺,是港人極想逃避卻尾大不掉的「蘇州屎」。這個薰漬英治文化百年的城市,心底裡都非常明白,走反文明的回頭路,與社會主義國家接壤融合,以小小特區的新身分委曲一方,根本難於上青天。

六四事件是港人的集體回憶,是建構港人身分認同的重要一章,在港中矛盾激劇的此時此刻,發掘和理清「何以港人要悼念六四」的原因和脈絡,就顯得史無前例地重要。六四之前,港人僥倖以為中共正在改進,世界也在觀望中共倒台,但其非人一面,終在殺害手無寸鐵的平民之時表露無遺,於是港人更加珍惜殖民政府的文明管治,甚至含淚懷緬。時至今日,港中衝突究其根源,也是因為本地風習與黨國文化無法並存,中國移民搶掠港人應享資源。縱容中國施暴香港的香港政府、泛民政黨以及支聯常委,繼續說服市民包容屎尿文化,繼續呼籲人參加由愛國組織舉辦的六四晚會, 則全是助紂為虐的幫兇。若要重奪港人失落之地,大家必須抵制憑六四起家卻要大家愛國的支聯會,傳揚八九年冒雨上街抗衡中國的反共旗幟。這場民運是使港人戀戀英治的導火線,大家對待它的態度,更是扭轉香港亂局的穿雲箭。

抱持建設民主中國的心去憑弔烈士這種思路,是徹徹底底的歪曲歷史。六四是一場人道災難,港人服膺普世價值,加上東方之珠因中共強硬姿態而慘遭毒手,毋忘六四自然有理,但支聯會是導人向惡的寶藥黨,葫蘆裡賣的是愛國方丹,多食無益。六四是港人命運自主的標誌,而非全民盲目愛國的圖騰。悼念六四,薪火相傳,應自立門戶,由認清歷史開始。

癘毒惡菌,支聯為根

支聯會沒有騙香港人。起從第一次六四晚會,它就開宗明義告訴了全世界,它是來代理大家去支援愛國民主運動的一個聯合會,而非為香港民主而誕生了。所以在中共外圍黨員司徒華帶領下,支聯會及其支持者又是捐款又是身體力行支持著的,是一個從來沒有被隱瞞的建設民主中國夢。按毛澤東對大鳴大放的說法,支聯會玩的從來是陽謀,而且它誠實得童叟不欺。

支聯會成立至今從無貢獻,卻得享光環不滅,歲歲有今日的待遇,全賴大家的忍讓體諒,寬宏大量。支聯會心繫中國,要求釋放的民運人士,永遠都只是中國的民運人士,劉曉波、李旺陽、譚作人等等,香港面臨滅頂之災,它don’t give a shit。支聯會口講民主,卻擁護中國大一統,從不聲援西藏新疆自中國分裂出來,獨立自治。支聯會每年都講「追究屠城責任」,卻是廉價的空喊,從來沒有成功脅迫中共認錯。支聯會以「結束一黨專政」為綱,但在現實中也不過是跟所有平民百姓一樣,漫無目的地空等中共解體分裂。由此可知,靠支聯會去改變中國、平反六四,顯而易見的是,廿五年虛耗了,油水榨乾了,結果事功不彰,成效歸零。然而,大家卻仍然奉支聯會為圭臬,每逢六四就擠入維園,默默高舉白蠟然後默默刮清蠟淚,最後若無其事地散去——助養寡廉鮮恥的組織,為它造勢籌旗。

有人必然會說,這個組織,無論如何總算守護了市民對六四的情懷,無功也有勞。但事實是,支聯會和民主黨愛國多於愛港,散播「中國有民主,香港才有民主」的癘毒,阻礙港人插手香港民主甚至中國事務,以一場場年復年舉行的惡俗表演困綁信眾,才是香港變天的頑強羈絆。支聯會將六四和愛國炒成一碟上菜,去年還無恥得以天安門母親丁子霖都看不過眼的一句「愛國愛民,香港精神」為標語,拖延港人由大中華主義轉換至本土主義的演化過程,眼中始終只有中國,而無香港。支聯會常委蔡耀昌之流,聯同何喜華施麗珊等人,為來港新移民爭取移民在世上任何國家也不配享有的權利,搶掠香港資源,更是賣港賣到神經病發的表現。

癡心錯付支聯會,轉身落得一場空。中國已由中共把持超過六十年,愛國已經跟愛黨融為一體,難分難解。口頭迫人愛國而從不以行動反共的支聯會,與建制派根本只是互為表裡的好拍檔——揭開「戰鬥到底」的表皮,台上站著的只是一群無德之徒,為中共塗脂抹粉的禍港政客。支持支聯會的良心市民,多年來習慣有人代為發聲,踐行正義,卻因為過分單純善良而遭到蒙蔽,結果不單民主中國無望,連自由香港也白白斷送。港人悼念六四的熱誠,不可再由得支聯會透支。停止參與維園晚會,就等於減少支聯會的民意支持,打破它神聖不可侵犯的偶像金身,掙出愛國愛黨的圈套。 支聯會的地位,由所有以為有這場騷總比沒有要好的人賦予,必將由察見其朽木不可雕的覺醒者親手禠奪。

前人作孽,後人埋單

香港問題的癥結,在於一日偷渡,一生偷渡的心態。偷渡的人,從中共魔爪脫逃,人生最大目標便是上岸乾身,謀求安穩,其他甚麼都沒所謂。因此,當他們的子女——自出娘胎即長於岸上不涉泥水的新一輩,追求基本生活以外的理想,捍衛地區文化和風土文物,在他們眼中,就成了一群浮躁得教人難以理解的反叛少年。

但他們絕對不是反叛。作亂造反,多數是無理取鬧的,但香港的後生,「生事」都有十萬個理由。上街,是為爭取香港普選,遊行,是為支持同志平權,驅蝗,是為響應本土意識,每每字字鏗鏘,步步有理。香港後生漸趨政治化,歸根究底,只有一個原因,就是香港正在衰亡,而只知上岸的上一輩,對救亡毫不關心。

今日香港有如八級火場,烽煙四起,是上岸者闊佬懶理消防安全,任得閘口中門大開所致的。地產霸權導致香港樓價破頂,平民無力置業,無條件結婚生子,是安於收租做小資的上岸者留下的孽報。甘於民主回歸,默許中國殖民香港,也是政治冷感不問世事的上岸者種植的惡果。跑上北京要求中國開放自由行的,是人脈廣闊的大商人,瘋狂歪曲香港生態去迎合大金主的,是有舖位揸手的中小業主。這批人都極度邪惡,自私自利,但單隻手掌拍不響,沒有同謀縱容,這批人是無法配合中國侵略香港的——上岸港人,就是犯人。他們擁有少量資產,有樓收租,甚至長俸在手,自以為無辜。最怕的是局勢動盪,一夜變成負資產,最盼的是五十年不變,願望日日是牛市,直至他們百年歸老,得享晚年。

香港今日的水深火熱,是所有上岸者的共業。上岸者惡貫滿盈,老屎忽雞犬升天。他們歌頌香港百業興旺,機遇遍地,處處黃金,但花紙底下,中興道銷,灰黑一片,全是蟎垢。中國自零三年開始泵進香港的油水,泵是泵了,但八零之後和未上岸者,一滴也舔不到。可是,人工升幅渺微、物價車費暴漲、居住環境變壞、上車創業艱難等等十分人禍,他們卻是無一可以倖免於難,猶如燔祭羔羊,全部墊底。香港社會向上流動的空間,分明被已經上岸的塘邊鶴灌塞了紅毛泥,客觀結果,就催生了一個又一個救火的少年受命臨危。

這將會是一場世代之間的生死鬥,不見血不終止的階級廝殺。天道周星,物極必反。無法上岸的人,洞悉香港困局日深,對既得利益者的怨恨也會日深。屆時,他們往那盤根錯節的岸上蔓藤迴刀一斬,擊潰香港中產的空中樓閣,再擺出不惜玉石俱焚的姿態,挑戰染紅香港的外敵,驅逐充斥香港的中國人,小島必然會陸沉,而岸上居民百萬,也必將公私塗炭,無處容身。 因為沒有包袱的人,是最無畏無懼的。即使不諳武功,沒有武器,既已舟楫路窮,蓬萊無期,他們會存最後一口氣,抓著曾阻礙他們改變世界的敵人,哪怕本是同根生,也要封喉插眼,把他們往死裡打,打到永不超生,以洩自己心頭大恨。台灣電影《賽德克巴萊》有句經典對白,「如果你的文明是要讓我卑躬屈膝,那我要讓你看見野蠻的驕傲」,其桀驁不屈,可以服人。代入香港處境,對白大抵就會是「如果你的上岸是要讓我一生為奴,那我要讓你看見年輕的驕傲」,更加彪羈,更加勇毅。港人登岸無望,失控之日將至,岸上君子最識時務,將來見風轉舵,順勢而為,記得及時。

刻日自治,重建香港

「大家都是新移民」之說,是香港的緊箍咒。從來國家的聚散,疆域的形成,就不以種族、膚色、語言劃分,而是以歷史發展、社會文化和經濟利益等因素為本的。所謂同文同宗就非同國同城不可,都是政治家蠱惑愚民,信口雌黃的把戲。 故此翻揭歷史,為了擴大版圖和搶奪天然資源,當權者往往可以不顧一切的高唱民族融和大一統,硬生生的將文化風俗風馬牛不相及的鄰近國家納入自己勢力範圍。中華人民共和國往藏族人身上強貼中國人的名牌,就是血淋淋的例子。而當意識形態漸行漸遠,或是自成一國才有利現實,再親近的宗族都會大條道理的裂成幾塊。譬如西周平王東遷之後,諸侯就無有顧念「大家都是周朝臣」的賓主之誼,開啟了五百年間,篡弒頻仍無有止息的春秋戰國時代。

如此一來,中國當日堅持收回香港的野心,和今日促進兩地融合的惡意,也就不言自明。鄧小平談一國兩制的時候,早有打開天窗,只是舊時港人專注謀生,又受到民主回歸派唆擺而無人留心。他曾經講過,「香港之繁榮穩定與中國發展有密切關係」,因為落後世界需要先進城市扶持,在地理上,香港這條小龍又比台灣近,自然成為中國的不二之選。根據《南京條約》,根據《新安縣志》也好,都是為了附會政治需要而動的手腳而已。收回覬覦良久的香港,說到尾就是為了利用香港經濟經驗,在中國複製幾個香港,以及為中國提供資金、人才、技術等等資源,好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九七之後,中港區隔漸被打破,為逢迎中國人,為賺取那僅僅佔本土生產總值百分之三的錢,香港付出了巨大得無法估量的代價。昔日的東方之珠,其經濟結構被自由行壓得爛碎,其旺區被隨街便溺的排泄物污染成一個狗廁所,其大街小巷則被做大做闊,淪為中國四十九個城市居民買賣日用品的巨型超市、奶粉集散場。而在一簽多行政策落實後,假旅遊之名,香港更被劃入了深圳人的一小時生活圈,床位、學位、單位甚至地鐵上的坐位,港人都得與中國來客競爭,成為自己家園的弱勢。本地小朋友,為了所謂前途,背棄母語,趨附普教中,本地大學生,則因為中國留學生而喪失資源,升學無門。中國惡俗的平民文化披著文化差異的羊皮,擾亂本地公社會秩序,共產黨禁絕香港民主選舉的舉動和官場黑幫文化的滲入,更在在扭曲著港人的言論自由。這個自以為崛起的大國,在香港大動脈狠狠割下的創傷,已到達天價銀紙也彌補不來的程度,而港人卻有如待罪之身,一聲不響。

香港與中國的歷史,從一八四一年起各走各路,已經超過百七年。就是出於善意,幫助鄰國,單是改革開放時期的援助,也已經仁至義盡了。今日南來的中國人,不再是願意被香港同化和吸納的一群。他們數量激增而質素暴降,是幾百萬自視極高,而且認為香港只是中國附庸,所以賤視香港文化的新中國人。就算香港是一個移民城市,也不可能將他們通通接收。香港的核心價值和社會文化,過往得到逐少逐少從人間煉獄偷渡來港的人服膺而且尊重,這是香港一直能自外於中國,兼得華洋精粹,在國際間如魚得水的原因。香港是混血的王子,是獨立的政體,也有獨樹一幟的城貌。香港差的,只是效法台灣建立本土論述,在政治上隔離中國,重掌自己的命運這關鍵的一步。

唔鹹唔淡與變種牛犢

在一個久受歐美文化薰陶而仍以中國文化為大宗的社會,人人都對大學生的期望不合理而脫離現實地高,所以此地的大學生所感受的長年尷尬,實在是一種外國青年不易明白的痛。前人賦予他們枷鎖,他們又因前人的嚴格監控與打壓而欠缺能力掙脫,最終只能不甘願也得甘願地墮落。

中國人最喜勸勉後進向學,安分讀書,因為「書中自有黃金屋」,所以除了做讀書人,還是只可做讀書人。而讀書人要做的,就是在書院私墊裡熟習字字珠璣的聖賢吐哺,背誦古人箴言,前人註疏,然後劍指科舉,以期金榜題名,投身宦流,一朝平步青雲,升官發財。才能有限的,就算成不了大器,擠不進官門,也可博得鄉人的擁戴,當個識字秀才,繼續培育寒窗苦讀的下一代。改變社會、質疑權威和自立門戶,在中國人的世界是從未有過的概念。如果有人想要打倒四書五經,挑戰講學夫子,或是背棄「正途」去發展自己的興趣,也是會被打成不尊師重道的、犯大不諱的、要被鞭撻的忤逆。此之所以名留青史的李時珍,想當個大夫也得先從了那同樣當大夫的老父的願,挑戰鄉試好幾次才獲得家人准許,棄儒從醫。這種迫得人人保守的風氣,也某程度上解釋了殘暴專制的社會主義在中國人社會何以那麼貼切好用,因為這群本來就是喜歡順從主流和槍打出頭鳥的奴才。

講中國傳統,很多香港人都會覺得與己無尤。香港人最喜歡強調香港的與別不同,脫亞近歐。國際大都會,華洋雜處,中西合壁,半中半英,諸如此類。的確,在前宗主國的管治下,從西方直接搬過來的社會模式和思維在香港盛行了開來,教育模式亦當然不例外,它使香港人有了跟大陸人不一樣的視野,也與源遠流長的社會傳統生了距離。外國大學生做了甚麼,能做甚麼,也成了香港青年應該做些甚麼和做到甚麼的必然參照。可是,香港畢竟西化不足,守舊有餘,西方的框架套了進來,還是遭受很大的互相排斥。結果,這曾被先進文明殖民的地方,雖擁前朝留下的寶物,卻總是卡在新舊心態之間,不但無法通過長期磨合,自鑄新法,反而淪落到唔鹹唔淡,兩頭唔到岸的淒涼田地。

香港學生所受的是集中西之短的、次等的、過時的教育。根芽有毒,澆幾多洋水都只會半死不活。在人們面對越來越多全球化競爭的趨勢下,香港落後的教育模式、師資和配套,完全無助於拉拔出可以跟歐美孩子並駕齊驅的孩子。香港金叵蘿在只懂西方多元發展教育皮毛的家長的安排下,學習大量裝備履歷的技能,不同語言、樂器、運動,但這些極其量只能陶冶性情,而不能啟蒙心智,拓闊視野。緣木求魚的催谷力度,大到了幼稚園學小學程度的知識,小學學中學程度的知識,中學學大程程度的知識,以致其「玩樂至上」的本分和人身自由完全被晾在了一旁,孩子被迫得喘不過氣。

但玩樂的重要性,在香港家長十分嚮往的西方社會,備受重視。遊戲能賦予孩子創造力,提供孩子試錯的空間,讓他們在錯誤和實驗中吸收經驗。孩子在「無王管」的自由世界中所獲得的,是跟十八般武藝風馬牛不相及的學習成果。反觀香港孩子,其內在成長一直被所有人忽略,還自幼就被告知要「生性」、「聽話」,要不問原由地服從。在黃金發展期的基礎教育中,敢於質疑都被視為反叛,經常發問就被當作麻煩友,聽到鐘聲馬上俯伏案上方被視為乖巧,全盤接收師長意見就是品行好。孩子因而全都被扭曲成了違反常理的變種初生之犢——懾於權威,卻畏首畏尾,遇事時不知所措,只懂低著頭做人。

香港孩子吞服已久的還有另一種慢性糖衣毒藥——過度保護。當外國孩子普遍享有較大的自主性和自由外出的權利時,香港的家長中國化的一面就徹底暴露。他們不准孩子跟同輩外出看電影唱K或到圖書館,總是叫他們好好讀書,或是一面親善的吩咐孩子邀請朋友們來自己家裡玩,講到最尾就是不要到處遊蕩,免生事端。管接管送,工人姐姐貼身照顧,更是稍有經濟能力的家庭必然會安排的服務。當外國青年可以背個背囊就即刻離開屋企,走出本國,香港家長此時就會反對孩子在讀好英文以外的過度西化,因為在他們眼中,獨自旅行是件很危險的事情,為保安全,還是跟家人一起較好,甚至跟旅行團飛一圈便算見識過意式風情。當外國青年到了發情期,跟男女朋友打得火熱至情到濃時發生性行為,至少他們是在知道安全性行為的必要性的情況下選擇不顧後果地交合,而非如同這邊廂溫室裡養著的,被「中學生不應談戀愛」信條打壓,連避孕套如何使用也毫無認識,因無知而惹禍。

孩子不擅理財,儲蓄和管理銀行戶口都由父母代勞,也不擅計劃,大大小小的行程都歸父母操心,不擅照顧自己,日常起居全部假手家人。多得黃心白皮的——行中式管治孩子之實,假西方育才教學之名的父母好心做壞事,順風順水升讀了大學的他們,結果受不起超過載重極限的社會期望。自小被告知要讀書讀書讀書,到了連公開試也考好了之際,大家都失去了繼續往前的目標。適齡獨立的他們,根本不太能尋究每件事的意義,也不具備犀利的批判性思維和良好的分析力,於是以迎新營或青春熱血為名,不停發動幼稚無聊的活動,又或放軟整個人,迷失在突如其來的無邊自由之中。這引來了社會中人的諷刺,繼續努力向學的被嘲為死讀書,全程投入新生活的又被嘲為不知自愛。由港孩蛻變而成的大學生的無知和不濟被置於放大鏡下,人人冷眼看待他們的失語反智,墮落荒淫,不知所謂,方向全失,站在最高的道德高地貶損他們。青年因家長過度管束而被廢掉了自主自理武功,到了家長終於肯放手時又豈能在一時三刻馬上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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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田徹也畫作

較可嘉的,在接觸的學術多了之後,把心機從吃喝玩樂和重複庸碌處移開,讀社會科學,讀人文學科,競選學生會,然後沉溺於為人民公義發聲遊行,懷有改變社會的理想。社會中人罵不倒這些人,於是換個態度——冷待。這批人在異於中學的新環境裡,受到所謂西方思潮爆炸性的衝擊,對普世價值亦步亦趨,對社會時事密切關心,其實跟五四運動和六四學運參與者身處的時代和感受的氣氛相去不遠。人的思想受的刺激越多,求變之心就會越熾烈,德先生跟賽先生在二十世紀初撞入東方,震盪了一代人,改革開放後的中國青年遇上幾十年未見的新潮,又成了走在最前的一代人,繼續擠身大學的大學生自然步入同一漩渦,接過前人的火棒,不懈奮發。跟傳統中式教育場所不同的西式大學就是這樣一個地方,它提供學生創新求變的土壤,培育他們事事求真的態度,推動科學數學哲學所有科目的日新月異,更促成不同社會中的改革革命,以及人類文明的飛躍。

然而,在中國的歷史中,文學家史學家經學家的出現有如恆河沙數,技藝的發展源源不絕,但是類似當代大學及其存在價值卻從未受到關注,而對人類文明貢獻良多或極能影響中國固有文化框架之物,在秦漢之後已不復見。最接近大學模式的思辯和智慧交流,僅在大一統前的時代曇花一現,稷下學宮就有點似個學院。中央集權成為定制兼儒家思想落地生根後,大刀闊斧的改革已成異數,而且成功者寡,失敗者眾。一般學識不多的百姓,多數是餓得受不了才會揭竿起義,而朝代其時也大多瀕臨滅亡邊緣。由知識分子發起的改革,堪稱奏效的,也就只得商鞅變法那麼一次半次, 其時中國文化傳統尚未定型,秦族人歷史包袱又較輕,不足為論證。

所以香港在文化上既為中國的支流,又未有把握機會擺脫其傳統,發揚殖民遺產,自然難免傳承其腐朽一面。因此,從八十年代的「認中關社」,一路過渡到當下的左派右派本土派大中華派,這批「忽然開竅」的熱心時事青年,往往也會被魯迅至恨的「看客」——香港社會主流標籤為不識時務的滋事者。社會對他們愛理不理,看扁他們投入職場就會夢醒,而他們那批三餐溫飽不愁的務實家人也情願他們腳踏實地找份好工,儲錢買樓結婚生仔,多於浪費時間追逐虛無,空談大義。最終,急功好義的青年未有辜負一眾老油條所望,他們那些所謂抗爭也不過一直在圈子裡兜繞,如同古人從來未有以制度更換取代朝代興替一樣,未有打亂大家搵食的節奏,賭上大家穩定的生活。

此之所以香港人必然不會革命成功,因為唔鹹唔淡的文化和不知所謂的教育早早註定了最極進那群青年的有勇無謀和一大群旁觀者的好潑冷水,最後青年自覺勒上領帶自我活埋,是合乎邏輯的循環發展。上一輩失敗者又把失敗主義遺傳及灌輸給自己的下一代,講自己昔日也有怒火風光,但今日何以必須再見理想,步入康莊,舖墊孩子的死路。活在中國人社會,想要「鬧事」,直至全民啟蒙之前,先遭遇極大阻力而後慘澹收場是唯一命運,誰都不能例外,因為文化上的香港中國不可分割,始終是拗不過的現實。

歷史的教訓是不要去維園

香港中學的中國歷史科課程是很有趣的。修讀它的學子們,往往能以多種角度探討嬴政是否暴君、漢武帝是否好大喜功、對唐太宗的傳統評價是否中肯,卻欠缺足夠史識去論斷洋務運動利弊、辛亥革命的影響、毛澤東的滔天罪行。因為,這課程側重的,向來是上古中古史,放輕的,則是離今人最近的當代權鬥史。得益於這課程設計,西周秦漢時期的政治,我也算勉強懂一點。

讀周代歷史,封土建國與宗法制度是鐵膽。封建制度,以周室為天下的中心,引出的形勢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周武王伐商成功,建立了一個新朝代,論功行賞,貴族與功臣都獲賜大大小小的封地,是為諸侯國。這些邦國的分派,不是毫無代價的。在封建制下,諸侯皆仍須聽命於周天子,並要對周室行朝謹之儀、履朝貢納獻之禮、盡出兵勤王之責。而周天子當然也會履行周天子的義務,那就是仲裁諸國紛爭、處理諸侯國內的權力轉移、禁止僭越篡弒和抑制兼併等等。可是,這共主的義務,雖然的確有助穩定社會秩序,但其認受性始終難以服人,於是,血緣關係則成了支撐它的砥柱。

由氏族社會父系家長制演變而來的宗法制度,是周天子依血緣關係分配國家權力以便建立世襲統治的一種制度。它的特色,是將宗族組織和國家組織結合,使宗法等級和政治等級完全一致。這種制度起於夏朝,形於商朝,成於周朝,影響中國歷史上每一個封建王朝。按照制度,周天子的嫡長子將會繼承共主之位,其他兒子(庶子)被封為諸侯,可以建國。諸侯的庶子被分封為卿大夫,可以建邑,如此類推。在整片中原之地,周武宗是天下的大宗,而諸候是天下的小宗;在封國內,則諸侯為封國的大宗,其餘為封國的小宗;在采邑內,則卿大夫是采邑的大宗,其餘為采邑的小宗如此類推。大宗的話語權,永遠大於小宗,不同等級的大宗都是其管豁範圍內的「話事人」,享有對宗族成員的統治權,而且享有政治上的特權。

西周時期的政局平穩,就是因為天子與諸侯與和諸侯與諸侯之間的關係多是直系親屬,他們會互相尊重和照顧。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封國國勢強盛,天子聲望江河日下。兩者勢力此消彼長兼情誼不再如昔,人與人之間的血緣漸漸疏離,他們開始「忘記歷史」、「數典忘宗」、不再高舉「愛周愛晉,封建精神」,三家分晉之事就應運而生。周天子不是沒有嘗試給予諸侯猶如CEPA之於香港之類的甜頭的,可是,自「平王東遷」之後,弒父篡位終究成了家常便飯,小菜一碟,因為諸侯們最關注的是自身的利益。於是,中原正式步入了春秋時代,春秋五霸紛紛「鬧諸侯獨」,以追求「諸候自治」為目的,力圖脫離周天子的控制,只差沒有焚燒周室國旗(因為當時沒有國旗)。

有鑑於近月越來越多人冒出來呼籲港人杯葛被支聯會壟斷的悼念晚會,不少愛國者或自命客觀者急急驅動了渦輪機,指責有人「忘記歷史」、「扭曲本土意義」,四出鎮住大家的抗共熱情。而我也有鑑於此,嘗試借西周之史來解釋今日政治,因為大陸跟香港目前的處境,根本與昔日西周末期的時局大同小異。中港關係必然會過渡到崩盤階段這推斷結果,是出於理性的分析的。中共以愛國和大家都是中國人這些脆弱的工具來拉攏香港民情,效用消散,是必然的結果,目前情況跟西周之時以血緣為基礎的封建制度最終走向分離崩析的情況一模一樣。

當年香港人義憤填膺,不畏大風大雨也要上街示威,一大原因,正是不少香港人的親人還在大陸,家鄉也在大陸。換言之,香港人支援八九民運,是以護根之心出發的,中港情感確實濃厚。周幽王戲烽火,諸侯也認真勤王,也是出於擔心犬戎威脅周天子的安全。與此同時,台灣人的反應跟香港人大相逕庭。與大陸僅有一海之隔的台灣,對中共的暴行反應「出奇地」相當冷淡。究其原因,就是台灣已經極大程度地完成了去中國化和進行著本土化,一如亞洲各地的華人,與大陸再無鄉土聯繫,並建構了越來越強的台灣人意識。台灣不把自己當諸侯,以天子自居的中共,只有自討沒趣的份兒,其發號施令的對象,只剩港澳疆藏。

到了今日,「血濃於水」已經不再有它的香港市場。香港人終於也走上了台灣人幾十年前走過的老路,是為勢所迫的。此中一是因為中港在各種範疇的差異日見鮮明,二是因為兩地之人利益衝突日益熾烈。人情隨時而淡薄,感性自然減少,理性自然增加。從當局者迷,走向旁觀者清,人的視野便會變得清晰,甚麼才是對自己最有利,人也會看得更清楚。當香港人距離去中國化越來越近,被大中華情結綑綁的人越來越少,大陸之事,自然不再能挑動香港人的關切之情,八九民運就算悼念,香港人也自然不再奉支聯會的口號為信條。當香港不再自以為是諸侯,敢於爭霸自強,中共的宗法制度也就無用武之地。

鑑古知今,香港才可以掌握現在,控制自己的未來,找到安身立命之所。繼續以愛國的情懷到維園行禮如儀,接受支聯會的「挾愛國以令諸侯」,香港只會成為末日的貴族。而及時覺醒,轉換身分來悼念六四,到中聯辦外去,到尖咀鐘樓去,讓抗共的火遍地開花,則最能彰顯香港人成為春秋五霸一樣的強者走向光明的決心。決定的時刻,就在今朝。

不可愛的不要愛

六四的意義,其實應該是讓香港人認識到共產黨的不可救藥的,可惜,香港的民主到了二零一三年,還有人以為可以假手於大陸人,或起碼與中共或港府商議和談判才會成功。若早在六四後,港人就來了一場政治覺醒,及時意識到中共反口覆舌,不依法律的特性,落實真正自治的爭議,就會更早得到關注。香港今日,亦未必落得如斯田地。要怪,只能怪香港人不讀歷史和政治冷感,否則,真誠賣香港的大中華主義者們也不可能把持香港社會話語權多年。

港人的動輒得咎與香港環境的民不聊生,完全是起於大部分人的中國夢作祟。要愛國,就必須奉上香港的性命作祭品。政治場上博奕未成,社會經濟教育都不可能回歸正途。換句話說,不抗共自治,文化差異釀成的衝突沒可能調和,因欠缺經濟話語權而發生的「被捐一億」救災只會頻頻發生,洗腦教育也只會無聲無息地融入學校課程之中。當他們連自己也無意識地把中港關係以父子來比喻,中共操控和破壞香港,又怎會不是「阿爸教仔」的傳統家庭內務。權力從屬關係一但出現,資格與地位也就同時出現,被統治或輩分較小者就說甚麼都是頂撞得罪。

即便是愛國先鋒口中的傳統家庭內務,丈夫對妻子施暴,父親對子女施暴,社福機構都會奉勸受害者搬離,或與施暴者脫離關係。偏偏,如今中共虐待香港,社會上多數人卻竟然睜一隻眼,閉一雙眼的心存僥倖。施暴者往往因為家庭經濟支柱這身分而任意妄為,或憑恃家人的親情和包容傷害他人身體,中共也出動了所謂「關照」,和聲稱香港人跟香港特首也要愛國愛港,兩者行為如出一轍。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碰著這類議題,往往會義正辭嚴地說「既是家人,何以施暴,若非家人,分開更好」之類的話,但當整個情境套入中港形勢,卻會以另一種態度視之。港人心理之怪異和對政治之不敏感,是今日東方之珠日漸褪色的死因。

香港人務必認清事實——香港人根本沒有義務愛國。昔日人人擁抱祖國,只是因為對它的幻想依然存在。如果你愛的是中華文化,就說清說楚你是愛中華文化,愛唐詩宋詞,愛山水名勝,而非愛國。愛國又強調不愛黨,是百分之百的多餘補充。在紅通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五星國旗上,明明白白就把共產黨捧成了最大一顆星,偌大亮眼,誰能繞過它來愛下面的百姓?當國已經被黨騎劫,就算整句口號是「愛國愛民」,大家都只能付出巨大代價地先愛國,後愛民,養飽中共黨委與官僚才能籌謀眾生。

局內人看不清局勢,都是因為愛遮蔽了他們的眼睛,愛人如是,愛國亦如是。只要把愛拿走,讓愛情關係、親人關係、政治關係回歸澄明,撕破「愛國不等於愛黨」的面紗,抗共之法,自然浮上水面。當香港人走出愛國的沙塵暴,施暴者的失常與恐怖,就會馬上現形。中共不怕愛國的孩子,家長只怕青春期鬧叛逆的少年。前者罵得多擲得有聲,也飛不出國家的五指山,後者即便只是夜歸忘了通知,也能教父母擔心得要命。中共像只育有一名子女的家長,對於孩子離家自立,總是患得患失。然而,即便如此,獨立是人生必經的階段,親子關係轉營也不一定是壞事。面對自命為家長的中共,香港大概可以糾正其過分的干預,只保留商貿關係,擺脫父權霸道,當個搬了出來跟朋友合住但定時還會歸家探望家人飲飲湯水的新一代。

港人悼六四,必須脫離愛國主義

出席了支聯會舉辦的六四晚會,化身成了報章頭條照片裡的一點燭光,「愛國愛民」的標籤馬上就會附在參加者的額上。即使你說你到場但不喊那句極具爭議的口號,你到場只為以記憶對抗遺忘,但是,中共洞悉人心,則會清楚香港還有數以萬計的人還是司徒華的擁護者。中共不怕千千萬萬個司徒華跟支聯會,它只怕一個敢於抗暴的孫中山。當我們依然停留在愛國的框框裡,實際上也就是繼續賦予著這個無恥殘暴的政黨傷害我們的權力。

平反這個字眼本身就需要被糾正。平反是無權草民跟父母官喊冤時才會用上的詞語,今時今日,理應不再被派上用場。當世之人,都是生而享有民權的,自由也不是中共賞賜之物,而是大家該自行爭取之物。平反即是要求中共重審案件,承認有領導人犯過錯。誰能平反?就是執掌司法之名的單位。喊平反,就是承認中共是掌權者。

其實,平反是早晚的事情,中共犯下的每件罪行和被誤扣帽子的走資派都一一重新定性和評價了。人去茶涼,鄧小平也沒有毛澤東那樣至高無上。當這一刻的統治者要維穩,拿鄧小平「以穩定壓倒一切」的決定祭旗,根本毫無代價要付。有人以為中共會因此負上更多惡名,但人人都說以往的錯誤只是毛澤東的錯,把全部責任推向某一、兩位當事人。要徹底抗暴,就得把暴政推翻,把共產黨模式和專制思想縱容個人的權力膨脹這問題的癥結釐清,而非成為縱容的一分子,任中共繼續犯錯,繼續平反。

其次,悼念六四必須去除大中華意識,要去除,就不得繼續走進維園。六四事件是違反人性和普世價值的,因此,以世界公民的身分思考,它的性質就跟國際間任何一件發生過的罪行一樣。若我們年年把六四掛在口邊,也應把其他不義政權對人民施加的暴力也給予同等對待。然而,我們只是一個香港人,按常理,心可以懷有世界,行動上卻無力逐一擁抱。香港人偏袒了「自己祖國的事情」這麼多年,說穿了,還不是國族主義和血濃於水在作祟。

事實上,不少本土派如今提出不去六四晚會,並不代表他們忽略了這件事,也不會再追究這件事。他們要求的,正正是一種新的、更符合港人的、更切合普世價值的悼念模式,是一場脫離愛國枷鎖的悼念活動。所以,由支聯會壟斷了的悼念活動,他們抵制,甚至呼籲其他人一同抵制。但是,這抵制並不是消極抵制,而是另立爐灶,以不採愛國為前提的模式繼續向中共表達抗暴的訊息。不去六四晚會,是為了與中港連繫割蓆,表現自己的本土性和世界公民身分。

每項改革在開始的時候都得是激烈的。天秤側向一方,要把它導回中庸的人,難免得用力地坐到另一邊去。魯迅也言,就算只是想拆一扇窗,也得把事情鬧得像把屋子都拆掉那麼大,人們才會意識到其實拆窗只是小事一樁。本來,愛國無罪,愛國可以是等於愛中華文明而非愛黨,但這概念於多數人而言依舊模糊,而支聯會堅持引入「愛國愛民,香港精神」的說法,用心就更叵測。部分本土派要下猛藥,只為製造反共的先聲,好使香港民眾政治意識抬頭。到最終,當所有愛香港的人合流壯大,以世界公民自我定位的真正本土就會形成,其時不再被愛國愛黨騎劫的六四,必然會繼續佔著重要位置,這點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