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waking dream

以前知道莊周夢蝶,只知其有不知人生是夢,或是夢即人生之歎,但看不明白,沒有深究,到了這些年,才發現有一種昏睡叫如夢初醒。不知道自己是否正在夢中的話,就算無法用直覺去判斷夢裡是否盡是荒謬失實,日光總會喚醒人,人總會清醒過來,一切總會過去。但是,當清醒竟然意味仍然要面對惡夢,再也沒有逃生門可以與它隔絕,我寧願一切只是泡影幻夢,而我可以選擇酣睡而不去面對。

我出生於一九九二年,一片昇平。香港沒有大事,世界沒有大事,最起碼沒有細菌與槍炮瘋狂肆虐,沒有戰禍與動亂。得到記載的,有鄰國元首鄧小平南巡深圳,有歐洲共同體簽約設立共同貨幣,有彭定康就任末代港督,有民主黨代表克林頓當選美國總統。那年,中國已經奪得香港主權,只差五年就正式袋袋平安。在國際上,中國與多國建立外交,但大國崛起之勢尚未形成,雖然中華民國已開始遭到國際冷待。那是簡單而幸福的日子,香港沒有簡體字,沒有普通話,沒有走私客,中共帝國的陰影尚未來襲,我在日後才知道不少與我同住香港的人當時已著手準備移民,好在大限之前遠離共產主義。而我的日常,基於資優唔知食唔食得,只有學習認字與手腳協調,還有午睡和稍後要讀的幼稚園。

未升上小學一年班,已屆一九九七年。我直頭想不起那時候的自己做過甚麼,身邊家人又做過甚麼。一九九七年帶給香港的震撼,完全比不上二零零一年的九一一事件,大概是因為感受到震撼的生物早在熔岩滾動之前就離開了地球表面。黃金時段,無綫電視正在播放DoDo姐主持的《一筆勾銷》,那是我喜歡的節目類型,所以追看得很神心。我知道《百萬富翁》和《一筆勾銷》都是外國創作的節目,而且外國有更多同類節目,但那是個沒那麼全球化的時代,而我英文也沒那麼好。看著看著,突發新聞報道就出現了。自殺式恐襲,在當時是史無前例,遇襲的是美國,更加驚人。於是,世界將要進入另一個世代的說法開始冒起,但我依舊無知,只喜歡看電視答題目。後來,我每逢去Neway,最熱衷的都不是唱K,而是對著點歌機內的百萬富翁聚精會神,直至它不辭為別,整套系統得到更新,我發現系統更新原來不一定意味著好事發生,稍為失落。

小學五年班,沙士爆發,據說是染病的廣州中山大學退休教授帶來香港,最後死了很多人,包括自動請纓守在前線的醫生謝婉雯。多得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張德江隱瞞疫情不上報,香港成為疫埠,百業蕭條,這是舊香港公務員身上不常出現的舉動,可以說是極少發生。那時候全街都是口罩,勤洗手,注意衛生,成為了香港人的新常識。其後的五十萬人上街,反而不及街上那種世界末日的冷酷異境令我難忘,因為我沒有參與其中,也不知道廿三條立法為何物,只是在日復日的空洞之中適應成長的無聊,順道發現成長只是痛苦的開始,最終證實患上無藥可救的中二病。

升上中學,中學的無聊太切身,切身得使我懷疑自己當時正處身於一間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學校,到了日後我才知道這種腐朽份屬千篇一律,只是沒有人好心提醒過。香港的普及教育,最具標誌性的就是強調紀律而不善變通的老師,重門深鎖得形同監獄的環境,還有乏善足陳又非背不可的課程,這些我全都有幸經歷過。當局之時,我自然沒有深刻思索,因為視野受到局限,不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教育原來有很多種方式,教職原來應當燃燒熱誠去經營,於是離開之後,怨氣超重。

記得我曾經在中文科隨筆功課寫過一段兇殺案情節,當時教師紅筆回應五隻字,是不要再寫了,還附送感歎號。我和同學當時只顧嘲笑這五個字的滑稽,卻沒有想過,隨筆功課應當有創作自由,教師無權限制,而且就算教師認為學生思想不倫,也不是就此了事,而是應當加以輔導。這是我最不屑的第一種教師。第二種,則是氣燄迫人,興趣是以自信的嘴臉,配合訓導的權勢,合法欺凌學生,但因為高高在上,再令人反感,也沒有人能夠反抗。第三種,大體是好人,但他們本身生活無風無浪,終究無法接通或承受另類新思維衝擊。七年下來,我唯一欣賞的只有一位當時新晉的中史老師,但他總予人長不大之感,某程度上是建制內的異類,毫無代表性,而且很快就離校了。圍城外的人看這間學校,是師資優良,校風純樸,但圍城內的人卻是一意逃出去,實在很難不對坊間評價嗤之以鼻。

參與團體活動和給予機會學生自主權明明是最能令人成長的,但那裡只有表面的鼓勵,沒有友善的土壤。你可以發揮所長,但不是學科上的不計算為專長。即使我有一年曾經權充社長一職,提出過新增體育以外的項目去為社際比賽計分,以及其他方法去加強社員對社的歸屬感,下場也是遭到無視。一動不如一靜,保持五十年不變,就是學校的期望,教師的期望,就連所謂民選學生會,也是左右不了校政的,因為教師的話語權總是較大,所謂師生溝通橋樑只是空文。就連校服樣式由靚變柒,運動會不再停留於啦啦隊於看台上無定向鳩叫,也沒有人可以反對。於是,學生只能是這間學校的過客,但求平平淡淡,不留痕跡而去,而學生會則像香港的立法會,配合學校裝飾門面,令學生產生可以議事的錯覺,實際上只有洩導民情的功能,爭取來爭取去都沒有改變過大風氣。

地區名校厲害之處,就在於它最推崇讀好書升大學這唯一價值,同時最努力去忽略和磨蝕學生在學業以外的需求。因此,我一直討厭讀書,而受到抑制的學生則往往走向兩極,一種是反建制,追求解放,走得很前,放得很開,一種則是順從體制,學會了安分守己,再多抱怨也只停留在閒談是非,不會大鳴大放。眼見那些中五無法原校升讀的人在外性格大變,彷彿活得更自在,我一直後悔自己沒有轉校,但會考分數夠高是否也可能轉到band3學校,我當時實在沒有想到。

直至到中七一次新人代課,對於未來,我有了點眉目。那新老師是港大畢業的,沒有記錯的話是曾經上過R.C.Lee的hall莊老鬼。她代課無聊,我又剛好坐在教師檯附近,於是就跟她聊了起來,最印象深刻的是她言談間用上了撻皮這個詞語。她很放鬆,說起了自己的GPA低空飛過,全因搏盡上莊,一臉若無其事,還解釋了撻皮的意思。她如今有沒有融入崇德大家庭,誨人不倦,我沒有留意,但那次之後,我對大學生活有了概念和期望(但其後只有失望),而時間也已經到了二零一零年,即是菜園村迫遷,萬人反高鐵那一年。

高考在即,我還是選擇了投身社運,到了當時的立法會門外靜坐聲援。那是我第一次受到公義號召而置身其中,結果目睹了左膠苦行,也目睹了快樂社運的虛妄。高鐵撥款最後還是通過了,於是我開始思考失敗的原因,漸漸發覺了自己與這種社運形式的格格不入。到了人生第二還是第三次參加支聯會主辦的維園六四燭光晚會過後,我決定抽離,因為我受不了台上年復年的無力哭喪,而平反六四卻是毫無寸進的現實。那段時期,我也開始了投稿撰文,久受抑制的憤世嫉俗得到釋放,自命正義起來。由平穩至波動,從香港就是一切到發現自己身處於霸權的邊陲垂死掙扎,我與我所身處的地方,成長的軌跡奇蹟地吻合。

二零一四年,雨傘革命爆發,有一段時間,我感覺烏氣盡吐,整個人生龍活虎起來,終於活得像個廿二歲的青年。在旺角或是金鐘佔領地帶到處奔走時,我還遇到了很多在中學時期跟我一樣不太符合學校期望的同校人,有如發夢。在夢裡,我一直跑動,一直跑動,不期望一次大規模運動可以動搖中共,但望一個齒輪,可以帶起另一個齒輪,環環相扣,可以為未來化歷史之偶然為必然鋪路。到了雨革尾聲,大家都心知大局已定,而我頓時滑了啞,陷入創傷之中保持靜默,也開始減少抒發或議論。

回首去看現實夢境,兩者已經模糊不清。我牙牙學語,學習何謂現實,發覺現實艱難,但又只能接受。試著接受現實,卻發現現實可以改變,現實可能只是短暫的惡夢。到了真的走入現實,又發現現實也像惡夢,更麻煩的是能入不能出。到了夢醒,才發現分辨夢與現實,不可以只依據自己喜好,想要逃避的就視之為夢,不能逃避的就視之為現實。事實上,夢往往是現實的反映,而現實則也有是夢所促成的,是夢是現實,是昏昏沉沉還是痛定思痛,人總得繼續往前走,不容後退。

二十歲過後,我的腳步日益冒進,但歷史的翻頁卻好像更加緩慢。一九九二年那些移民者的惡夢,至今已經成了現實,膨脹了的帝國主義,正在蠶食了我這一代人的認知,我這一代人的手腳協調,而我們去留不由己,只能滯留,只能戰鬥。

因為脆弱和無知,過往我看不破制度的形同虛設,看不到制度怎樣為強權所利用,不識對抗,於是討厭現實,逃避現實,但求大學夢圓,一切就會變。但事實上,人心不變,意念不變,周圍一切也不會變。我們所存在的世界,所經歷的人生,也許障礙重重,結果也總是不在我們掌握之中。不過,只要繼續突破現實的局限,敢於推巨石而上,就至少有了化虛為實的可能,而有所為,總比最後白活一場要好。

廣告

反思自己做乜鳩

初中時候,我有一期,很文青,回想就覺得,做乜鳩,也會自嘲。那時故作認真,臨摹坊間文化人,找甚麼青年文學獎的得獎作品拜讀,還揭過一兩期《字花》,遂深感熱愛中文,吾道不孤,心中竊喜。見到一匹貓也可以拿得新詩冠軍,覺得可笑而得意。那段光景稍縱即去,然後我對於閱讀的興趣,就因為一冊《寂寞的十七歲》,一冊《半生緣》,慢慢轉移到白先勇跟張愛玲之上。我自然沒有讀遍他們全部佳作,也沒評論資格,但我肯定了自己從小的發現,那就是好的故事,好的字,不為時移,不為世易。

然後我,僅次於哥倫布,在自己狹窄的世界裡,還有個相當重大的發現。那就是原來全部自詡熱愛中文的人,寫出來的中文,都難登大雅之堂,甚至令人讀得耳背一熱,極為尷尬。我不理解熱衷與筆力何以永遠相對,只知道自己比較傾向揭露醜陋人性,反思赤裸現實,不矯情造作那種人,文筆犀利更佳,例如主流到爆的魯迅,未算主流的胡晴舫。我自然也沒有讀遍他們全部佳作,也沒評論資格,但我已能很堅定而客氣地講,冰心那種,柯靈那種,我不會欣賞。

近一點的,有那些專頁大受歡迎的人,也有那些獲譽為補習名師的人。功利而言,說毫不葡萄是虛假,是自欺,始終錢是實在的價值載體,like數與支持者又是錢的浮標。不過,撇除對搵銀能力的眼紅,我對他們的文筆與修為,嗤之以鼻。這也許是因為我對現代主義和朦朧詩無感,不識瘋狂散行斷句之美,但那確實不是新詩,狗屁不通,語病百出。又,我自然也沒有讀遍他們全部佳作,但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講,有學位,有文憑,不等於中文好。

話說,有一種爭拗,叫沒有盡頭。有一類人,叫酸腐文人。往往,這一切就只得以文人相輕四隻字去了結,反正不是程式,百貨應百客,找不出可以攻擊的bug。可是,其實我不太喜歡以文人自居,因為我打從心底,抗拒中文,討厭中文,即使它是我的母語,也是謀生工具,亦然。

熱愛中文,是很沉重的包袱。有熱誠,自會進學,肯進學,自有所得,驟聽總很合理,沒有bug。因此若然我說了自己熱愛,可是我往往只能用符號去加強語氣,突出語調,而寫不出感動人心,會令人一看再看,欲罷不能的中文,更無法以學位以外的言行學識去說服別人,我對不起自己,也對不起別人。鑽得深了,氣勢一弱,我連我是我,我就是我自己,聲稱一切自出機杼,然後別人不會欣賞就是如同觀望黃色鴨仔一樣民智未開,都說不出口。

我更不好意思說,我的中文都是自學,然後大加吹噓,再說因為已經練成對獎項等世俗榮譽無感的深厚內功。誰的識見,不是有所付出?誰的內心,不是一匹野馬?香港公共圖書館的兒童部,也曾沒法滿足我,然而我想,這不過是尋常之事。後來,我終於明白,像張曉風那樣造作,那樣故作溫情而又偽善的人,比比皆是,而且有肥有瘦,有貓有狗,更是文壇的搶手貨。漸漸,我驚覺文壇與文學界,有如裝潢迫人的教會,與耶穌根本沒有關係,而活躍其中的野馬,不過是收受了十一奉獻或是政府財團捐助及馴養的駑馬。

從那天起我開始辨別前後,對於文壇,對於文學界,我失去了幻想。寫字搵食爬格仔,變得難聽過粗口。有價又有市的,值得留名與推崇的,是思想,是角度,是創意,而不只是起承轉合形式美學修飾手法。想到了自己只是三無之人,也沒甚麼不會用時也會偷的技能,也就靜了下來,甚麼也沒興趣再寫了。那時,只為應試而寫,失去了興趣自說自話。再寫,已是因為社會時事,隨心所欲,無關中文。

說起這些,主要還是因為日常,發現很多學生表達不了自己。

我常常跟他們說,不讀中國文學科,中文不好,很合理,不要沮喪。再說,錯在設計課程的人,錯在社會風氣,不在你們年輕一代。與中文沾上邊的種種,在香城,或是香城杏壇,素來都是冷手也不撿的臭煎堆。語文科走向實用,重視公文寫作,不理審美,人們盲從所謂規範中文,才是問題根源。中文不好,沒相干。

反正假如有點熱愛中文的心,想要寫詩,想要神交古人,想要漫遊文學仙境,也不過等於跑暖了人,然後靜待某盆雪水,從頭到腳澆一身。假如真要堅持,唯一理由,也只是有如黃子華所言為求自保。你有夢想,那些有夢想的人才不會迫死你。一句到尾,無聊反智非理性的事不要做,生於香港,生於此際,還是捉緊一些適生價值比較好。語文是混合文史哲的大事,價值是零,不過閒來無事會有人叫你翻譯,問你冷知識。勁,然後呢?做乜鳩。何況我也不勁。在不勁的限制下,我所選擇的,是順應經濟法則,針對考試要求,少講不卑不亢,於我無別之妄語,忠於自己,默默𢱑撈。有時連踩六七節,斗米不進,追趕進度,換到了學生那種中文有路捉——即是付錢有回報,然後我又繼續有得撈的神情,就會覺得再忙也值得。做人就是為了變忙,忙了,就能避免自己得閒反思自己做乜鳩。

低調哭喪

12018558_10207714059348969_660016960_o

雨傘革命生忌將至,很多人都像校好了鬧鐘一樣,準時於九月哭喪。是夜路經旺角,人在座駕,聽不見車外繁囂,但見一大堆「我要真普選」黃色橫幅,頗為浩蕩而茁壯的人龍,就知道又有病人發作,又有黃絲自瀆了。

很多人都說,自以為高章的鍵盤戰士,日日夜夜在嘲諷無動於衷的人是港豬,卻又不去深耕細作,對香港沒有貢獻。但我清楚,鍵盤戰士,大有作為,而率然高舉,張揚悼念,也不等於甚麼貢獻。

過去一年,我一直在想,那幾個月的經歷,秉持記載歷史之心,應當記下。就是為了保存一種視角,或是為了對抗歷史塗改機器也好,都應該做。可是我感覺一切都已經模糊,已經消散,尤其是我的記憶力向來不好,影像有如水墨一樣化開的速度就更快。

我記得的,只有當夜首當其衝走出彌敦道與亞皆老街交界的激昂,更新旺角佔領現場資訊專頁的勤苦,以及監察情況和流通資訊的深夜無眠。起初手裡Whatsapp不斷震動,專頁消息密鑼緊鼓。後來帳幕物資怎樣慢慢充公,卻都不清不楚。我只知道幻化隨後就演成了內化,雨傘革命成了我身體一部分,而我已經遠去了雨傘這個符號,與那混亂的圈子日漸疏離。

那個圈子實在不是一般人混得起的。「貴圈真亂」之語,絕對不虛。頭腦是精英級數的,不太與人打成一片,頭腦一般的,又總會爭相擺出性格巨星的姿態。很多人都是在現實生活中無處宣洩,又欠缺自信,於是過度投入精神在你虞我詐之中——雖然,沒有人會這樣坦白承認,大都認為他人就是這種人,自己不是。我不在意內鬨還是內鬥這些說法的真偽,只是自私關顧個人感受,那就是每日接收大小是非很累。我只視促成佔領和抵制左膠為自己職責,不願多想其他,對於上位與否也興趣缺缺。道同,則知無不言,道不同,則逕自默然,如此而已。所以當我知道,棋局日新,而各路皆有前仇,各有盤算時,我只覺得更累。或許我根本不需要擔當這種角色。

佔領後期,敗象已呈。其時我已經逐漸抽身,涉足旺角少了,打理有月的專頁,也無心多顧。最後我轉交了仍然活躍的有為後進,任之定期發佈或轉載有用資訊,未有戀棧。雨傘革命後,跟我一樣萎靡不振的人很多,全部連吸收資訊也變得懶惰,變得依賴,變得被動。雨傘革命雖催生了青年政治組織,但那些在佔領期間不停截圖與轉發他人動態的資訊集中型專頁,似乎才是最大得益者。

寫了這麼幾百字,也不外是一種消費。反正除了消費,也沒有其他意義了,事關這場革命,無獎可賞,無功可領,整個香港都徹底失敗。遍地開花之說,肉麻當有趣的We Will Be Back,大家都知道是聊以自慰的廢話——金鐘主流,市面黃絲,一批是無心戀戰,連排排坐織手帶也提不起勁,另一批則是尚未認識到爭取民主必須腰板挺直,全身投入,口號自立不可能。再拉闊一圈,香港大眾,沉默多數,一批是心繫歐美,隨時走人,另一批則是安於表面昇平,處於危難邊緣而不自知,飲飽食醉開心至極。淪陷,滅族,誰都不想理會。

恰巧今日我又跟學生說起,有危才有機,有亂才有治,別按學校歷史書的概念去理解侵略和分裂。中原文明,也是因為間歇受外族刺激才能偶有變異,歐洲諸國,也是因為新仇舊恨而發奮圖強。所以香港受到中國侵略,接近淪陷,接近滅族也好,總是好事。人不受衝擊,就不會成長以至成熟,若然拒絕痛楚,就等同拒絕了更好的未來,文化亦如是。天災人禍降臨,社會中的雜質劣質方會得以淘汰,大雨一場沖剩的,大火一場殘存的,都是經得起考驗的優良品種,若真無一生還,也是活該。換言之,回顧雨傘革命的失敗,觀察社會赤化的趨勢,悲觀至盡頭,就會知道,真正的強者總會脫穎而出——假如香港還有時間等待,而中國尚未走上與香港攬炒的絕路。

有些人喜歡從大歷史角度解讀歷史,即是不看一朝一代之史,至少以世紀觀之。歷史上每個轉捩點,看似偶然,實際上卻不以一二人之意志為轉移。然而,歷史雖有規律,雖有因果,終是不無巧合。時勢出英雄,英雄造時勢,皆非必然。舉個例,假如日本早兩個世紀雄起,霸佔了朝鮮台灣,或是同樣時候雄起,卻不急於發動戰爭,或許現時兩地之人已經心甘情願的做起了日本人了——他們沒有民族,也不需要民族自決。

香港自然是個兵家必爭之地,也是東南亞的重要城市。若能長足發展,自成一體,香港或將成為金漆招牌。然而,是否因為它地位舉足輕重,引得不同國家暗中較量,就有時間重新上路,有時間立族自強?張學良魯莽脅持蔣介石,也非大歷史能夠解釋。或者,五百年後的人,用上大歷史角度時,將會從一八四一年講起,判定香港人具有難民特質,本來就註定滅族收場。中間的城邦論、歸英論、民族論以至百家主張,都會如煙飄散,轉眼成空。歷史本來就很事後孔明。

雨傘革命前夕的山雨欲來,事後孔明,回首一看,確實像忽然膨脹的汽球,極不實際。主流民意從來不在佔領一方,而佔領一方又從來沒有背水一戰的雄心,少數意見一直說服不了早有失敗準備的人,可是,很多像我一樣天真的人,卻抱有過希望,一度以為一蹴而就的奇蹟會發生。抗爭方式只有大規模的不合作,或是小規模的大破壞,兩頭唔到岸,走上絕路本是定局,只是我們心存僥倖。

我們都是病人。或許我們應該放任那些仍然高舉黃傘,夜遊鬧市的人,由得他們發洩一下多餘精力。誰都天真過,哭喪不過是高低調之分,而我們辛苦過,又醒得早,哭也因為怕哭得不好看而收歛。土地供應不足,人到中年,賦閒在家無事可為,借機放鬆筋骨也是無可厚非。畢竟,知行合一,不是人人都做得到,對待後知後覺的人,不應苛責。若再過一段時間,他們還玩不膩,香港滅不滅也好,他們總會遭到淘汰的,差的只是陪葬人頭數量多寡而已。

剔開紅燄救飛蛾

11901133_10207547347181269_1201050006_o

自從光顧過兩次整骨院,全身骨頭略有整治之後,坐姿不當,成了自己份外注重的事。二郞腿蹺不得,腰當端正,肩要外揚,胸膛非挺舉不可,結果坐,比站着還要疲累。

就像走進地鐵車廂一樣,坐,比站更悲哀。關愛座它本名,是死亡之座,跟關愛他人,毫無轇轕,如地獄一樣,是留給受審判的人的。青年不該坐,是因為骨中藏氣,軟不得,不同老者骨質早已疏鬆,膊頭早已乏力,行將就木,不坐白不坐。忍讓的美德,由社會說了算。

然而社會是無理的。坐,然後不讓,本來不應有罪。有罪的是社會。依從它的無理,助紂為虐,就會成為待罪之身。

我想,老者已經連懶腰都不會伸,連頭也不會搖。他們受不了體內燒出啪啪警號,也不會再聽到。再者,聽到也沒有如何了。我想,救治,連醫藥費也虧蝕。自己造的孽,當由自己承受。透支了他人的天清氣朗,自然得承受那世代撕裂的暴風雨。我想,一坐一讓,其實只是開始。

世代脫節,早就無可挽回。我知道一切敗象都會逐漸浮泛,無窮後患都會化成報應,到了二零一五年八九月,即是雨傘革命失敗快將一年這些時候,某些事竟又像《大時代》重播那樣,我也不感意外。譬如,那早已脫離民眾和現實的民主黨,仍自詡為民主改革及支持者的民主黨,又死而不僵的,爬入密室了。

密室之中,你可以想像,他們在談「佔中」,即使它從來未有發生。曾經投入過,付出過的,都不會使用這詞語,但他們使用了。他們也許也在談外面青年很暴力。挨過警棍的,灑過血的,也只會形容那是武力自衛,但他們自閉於政治老人院之中,不理,只為自己的政績,塑造合乎他們利益的歷史。

你去質疑他們吧,他們只會說,各自表述是自由。而流連中共掌心之中,循中間道路尋覓缺口,是大仁大義,中門大開,也是應分之宜。

步出密室,你可以看見,劉慧卿意氣風發,而只能以飯盒會牽引和約束同路人的公民黨梁家傑,無可奈何。西鐵車廂,好些人抬目看,看着劉慧卿喜不自勝。乘客都在想些甚麼呢,大概是,「啊,這次不是何俊仁了」吧。畢竟,毋須閉眼誰都看見,民主黨就只有這兩個嘜頭。其餘區某羅某鄺某,不過是粉飾老人院的廉價畫,掛於陋室一隅,等待步入各自的風燭殘年。這些掌權的老人,早就失去當日站在前線的魄力,卻又怠惰得不願像李怡那類老者一樣,暮年猛回頭,同敲警世鐘。不死,實在不知何為。但是,又總有人願意守候於燈火欄柵處,相信談判妥協,相信黨內改革,相信擬來擬去都未擬完的擬年輕化。人到中年,還能心存天真信念,可愛。

其實正如人越是懶惰,越活得不知所謂,越會提倡健康重要,老人越戀權不去,越會高談闊論年輕化,而社會越是道德扭曲,亦越會要求青年讓座。民主黨之流,是政壇的代表,逢青必貶之類,是民間的代表。他們都遠離正軌,不思進取,卻又自以為明白事理,總是一臉傲氣,自高自大。但步步走來,城市沿途風景,到底是誰人規劃的,他們永不面對。事已至此,畀人踩到上心口,你要不要學民主黨的區某羅某鄺某,守株待兔?若真要學,我建議你問道於鄺某,起碼他沒有乾等接班,識得另闢蹊徑,寫些狗屎垃圾,續命維生。

無病呻吟,都只因為心怯。我怕十年過去,沒了雨傘革命,更不消提香港曾經重光。我怕青年心雄而志不堅,甘心讓座,甘心退下火線。那時,誰還有嘴,還有筆,去寫香港的歷史?那時,大靈異會成真,呱墜孩童,都會以為某年九月,中環曾經茱萸插遍,一片火紅。你早已纖維化的大腦會記得,是菊黃,但未來將會告訴你,黃即是紅,藍也是紅,顏色一家親。

你選擇忍讓。你怕遭人白眼,怕網絡公審,怕燈蛾撲火,灰飛煙滅。於是你退。你發覺自己早就走到路軌之際,走到斷崖之上,只差一步,就會粉身碎骨。而你屏息靜氣,自命理性,竟然仍然以為忍讓是一個選擇。

關於讓座,太念念所以尤其難忘

11900738_10207486744346236_487638127_o
公共交通工具引入關愛座的日子,我已經忘記了。只記得,當初年少,我是不坐的,因為我生活簡單,不覺累,是站立型廢青。後來,跟我外出過的人都知道,即使視野所及空席處處,我還是會往那愉煦的smiley face坐去,毫不猶豫——而這魔性,主要由一股念念難忘的冤氣所鼓動。

因為讓座於我,不是小事。那些年,初在Facebook打滾,開始投稿,文章史無前例,搶佔輔仁網點擊率排行榜首位,印象自然不淺。那篇文章,主旨是反對盲目讓座,題名《大肚婆,So What?》,行文極為稚嫩,卻惹來了頗大爭議。若然沒有記錯,如此不道德之倡議,於當時份屬罕見,可謂創新風氣。這只是我素有的想法,大逆不道甚麼的,我根本沒有理會。

而後來,正因為這麼一篇於我而言,算是平平無奇的文章,我接上了院校的警誡cold call。電話裡頭的人,語言嚴厲而不失溫婉,要我注意網上言行,律己自重,莫要惹來市民投訴,影響校譽,態度是大家長的。我那時,不像現在慣受批評,可以冷對千夫指,先是唯唯諾諾,後是跟對方說一些言論自由乜乜柒柒的,最終通話掛了,獨自生了一會悶氣,就由得事過境遷。整件事,太具體的,我已無法憶起,但聲線散落了,舍堂遷出了,人長大了,這幾分鐘卻悄然往我心頭烙了一下,輕漫而深刻。

自此我變本加厲。每想到社會上,大量自以為是賢達的賤人,以中世紀人獵巫形式對付青年,我那自我保護機制就會啟動,而所有青年,都可以歸入我內,因為我的大網,永遠為弱小者而開。

不願直接與作者討論,而借助院校施壓,迫使院校「糾正學生邪行異說」,是何樣的手段?這很鄙劣,卻又毫不陌生。這種高高而上,自以為是,不屑與青年辯清真理的嘴臉,滿街蟄伏,每日發生。反正認定青年毫無反擊之力,他們只張口,以螳螂捕蟬的姿態,就能隨時吞噬我們,吹灰不費。他們掌有的是建制,是權力,是財勢,而青年只能是刀俎上的魚肉,任人宰割。

因此,只要年幼,拿一部便攜風扇,便是吃不得苦。只要年幼,想要離家自立,開拓自己世界,便是反叛忤逆。只要年幼,那些代表《明報》的所謂記者,舉高電話或相機,就可以插我們的贓,嫁我們的禍。就算記者多數是青年,青年也會背棄階級,按老闆的要求,為虎作倀,攻擊同路人。千錯萬錯,都錯在我們不夠老,追不上那不可能追上的歲月悠悠,又收買不了那些意志不堅的同輩,於是便受難。逢青必廢,這是我們的原罪。這一刻,香港社會最屬靈,最基督。

而在這一刻,我雖無神論,卻比較接受猶太教徒的見解。猶太教認為人會作惡,但不認為人有原罪,而是認為祖先作孽,報應會落在後世身上。若果香港人明白因果,明白種下虐待青年的因,會開出青年反撲的果,他們應當及早放手,避免兩敗俱傷。硬要搶掠一切,連湯汁都不流半滴,是成人的抉擇,怪不得人。

廢青近了,成人應當悔改。成人怎樣對待他們的兒女,廢青也怎麼對待虐待自己的人!廢青的慈愛,只歸於尊重他們的人,從亙古到永遠。廢青的公義,也歸於子子孫孫。

要是他們留給我們的,是為青年而設的關愛社會,是個很健康的香港,那尚且有可以斟酌的地方。但是,現在已然再無對話必要。成人自然也有設置青年「關愛座」,以示照料,但那是虛幻的,是殺得死人的老鼠夾。一坐,似乎會有光環,會令人感覺良好,但坐了,就會有相機,有大報,有輿論,插到你屎忽開花,永不超生。要是他們留給我們的,是為青年而設的關愛社會,是個很健康的香港,那尚且有可以斟酌的地方。但是,現在已然再無對話必要。成人自然也有設置青年「關愛座」,以示照料,但那是虛幻的,是殺得死人的老鼠夾。一坐,似乎會有光環,會令人感覺良好,但坐了,就會有相機,有大報,有輿論,插到你屎忽開花,永不超生。

我,或是我們,心裡都有道不解的結,沒法釋放。壓抑久了,就難免走火入魔。趕狗入窮巷,狗不一定會戰勝人類,但前無去路,求生意志驅使,奮身鬥個魚死網破,總合理過坐以待斃。這是超越年齡與階層的人性,而沒有包袱的人,發惡大條道理。青年坐關愛座,隨便圍剿吧,反正殘不能勝壯,邪不能勝正,螳臂終亦不能擋車。

汝道不孤,吾道亦不孤

11847737_10207369251768995_1666840441_o

前晚按某家長要求,講了兩句關於她孩子的事。接過電話,一講就講了一個鐘。

在這通話之前,我早已跟我眼中的青年,即家長眼中的孩子,多次分析其家長為人,拆解局勢,要她主動去爭屬於自己的自由。然而,事態最終還是拖到了幾乎是隔空對質的地步,而負責接戰的還是我,我是無奈的。

要來的始終要來。青年說了,要家長給予空間思考,但昨晚凌晨,她還是以踩場的姿態,摸了上來,迫令青年歸家,兇神惡煞。這都怪早前青年以為按對方要求報告行蹤,割地賂秦,就可以換來自由,不聽老人言,太過天真。

我不怕跟她正面交鋒。收留青年,早料到這麼一幕。所以在開門前,我說了,你們可以入房詳談,心裡想,若然青年不願理會,大可報警。只是,青年為免事件鬧大,還是選擇了默默收拾細軟離去。

教唆他人脫離家庭這罪名,我又一次領了。我不知道自己這道破壞力,還可以持續多久,會不會江郎才盡。遇上那些自困於家長五指山之中的青年,我總是想要伸出援手,增強他們自信,改變他們觀念,好管閒事。對不健康的家庭關係視若無睹,我做不到。

這位家長認定自己的孩子受我影響,要說服我站到成年人的一邊,參與操縱權力遊戲,我自然是不願的。電話中,我說,首先,你不要再視一個已經年滿十八的人為孩子,矮化青年的主權。其次,你不要強調自己已經很包容,很開明。最後,解決問題,應當重新立約,而非含糊其詞,輕輕帶過。可惜,通話告一段落,家長仍是覺得我滿口歪理,不過勝在洗腦工夫了得,才令她那孩子成了紅衛兵。紅衛兵是她的用字,我聽了也笑到癡線。理解到我這外人權充和事,慷慨獻計,她亦無福消受,我便默然退場,任她那孩子開誠布公,往她身上直接捅刀去了。

家庭是社會建制的基礎。家長專制,是政權專制的原形。青年不反抗家長,或無法與家長取得對等地位,即擺脫不了孩子身分,即等同未能獨立。很多家長,在爭執之中,都會重複呼喊阿仔阿女這個身分。這是種潛移默化,跟極權國家總要調教人民成為好公民一模一樣。他們旨在抹煞青年的個性和對自己的認同,務求以家庭賦予的角色,這彷彿與生俱來的角色,溶解青年的頑固,而他們自己都是不自覺的。俗語「養兒一百歲,長憂九十九」的憂心,都是長憂者自尋的煩惱。

人長大,自然要開拓新領域,生活不可能再只得家庭,或以家庭為首要。離開家庭,是人生必經,憂心也無用。那些家長,都覺得自己會適時放手,但十居其九,都只知道加強青年負擔,而非護送青年壯烈離座。他們總說,青年缺乏危險意識,容易誤入歧途,所以他們要憂要管。他們自製一種循環論證法,先是禁止你夜歸,免生意外,到你真要夜歸時,他們就會說你向來也不會夜歸,很難放心。說不過去,他們就會堆出其他理由,試圖動之以情,填補他們論據的空洞,例如夜歸會騷擾大家休息,爸爸媽媽也想你盡早休息,諸如此類。這全是留不住青年心,只好留住青年人的怯懦表現,而他們仍然是不自覺的。

那家長是否不應管束呢?管束其實是沒有問題的,問題是你有沒有令人安分受教的魅力。有些人確能以身作則,令人心悅誠服的,例如要求青年上進時,自己也會手不釋卷,或是大談當年今日,惹得青年也心生好奇。但是,大多數家長都已失去,或是從來沒具備過這些可以吸引青年的魅力。青年不再是單向接受灌輸的孩子,資訊無趣無用,他們閉上雙耳是必然的。久而久之,這就造成了家長青年之間溝通漸少的局面。

說到底,親子相遇不過是一場緣份,合則來,不合則去,勉強無幸福。還原為泛泛之交,重新上路最好。若嘴上說要好好溝通,實際上卻沒有努力尋找共同話題,更沒有使青年接近自己的魅力,那彼此關係自然是難免不堪一擊的。陳腐家庭,不可能綑綁青年,因為男生女生都很外向。

而青年亦從來用不着家長的包容開明。包容開明,是專制的人才會拿來高舉的旗幟,因為開明專制仍然是專制。就像宋楚瑜選期臨近就往自己身上塗泥漿,告訴選民自己熱愛土地一樣,直是無私顯見私。手段高明的家長,自然可以馴服青年,使青年像中國人一樣,以為自己可以翻牆上Facebook已經很幸福,但手段不高明的,終究佔了大多數。

他們常在感覺自己手中寵物快要掙脫開來時,由衷慨嘆自己縱壞了對方,後悔當初勒得不夠緊,完全是錯讀現實。任何關係都是雙向的。在決裂之際,他們應該抛棄大家長心態,換位思考,明白只是孩子一直太乖巧,姑息自己的專制,才會引爆某個時刻的一發不可收。青年不自我充權和解放,養虎為患,以柔縱暴,固然是青年的責任,而家長對青年的刻意打壓和閹割,長年累月,也絕對是剝削青年自主意識的黑手。青年說了需要空間靜靜思考,家長口裡說好,行動上卻是連幾日時間也不願意等待,急得破別人家門而入。這麼一來,說好的包容開明,宣傳品上的口號,形同空文,自然立刻變得廉價而虛偽。

家長的專制,從來需要青年的配合。一條撚樣拍不響。家長壓住青年,一輪暴打,然後鬆開手,自命寬容,必須得到青年軟弱的配合,整齣教仔的戲,才會水到渠成。只要青年在遭到暴打時,哪怕只是一次,不舉高雙手,不喊Mercy Please,而是反唇相譏,要求放權,家長專制就會瓦解。權一放,就是一爭,就是撥亂反正,就是重新定義親子關係。只有重新定義,才可以使家庭長治久安。本來心平氣和,就可以在建制的框架下循常途達成共識,促進改革,但議會失效,人民就只能自救,已成常識。談判破裂,最後的破局方式難免暴烈,這全是家長一手促成,怪不得人。

有法可依則依,無法可依則亂。契約為理清大家底線而設,其精神可以令人互相尊重。紅衛兵就從來沒有這種理性。無契約,則口同鼻拗,家無寧日,因為不同人對「乖仔」或是「定性」,甚至連「客廳整潔度」的理解都不同。小至協議輪流使用擴音器播歌,也是一種互信訓練。而有契約,則紛爭減少,但必須因時制宜,容讓正在成長的青年參與締約。事關社會上一般不明文家法都像香港那套《基本法》。草擬成員,六七成跟中共有關,非黨員則親共之徒,香港人代表比例有限。換言之,這本來就是不平等條約,香港人跟有家室的青年一樣是弱者。若要自保,必須修憲,若修不了憲,就必須全民制憲。契約不立,短期內,家庭是一片平靜的,但日子一久,矛盾匯聚就會如同山洪爆發,後果不堪設想。

當事態嚴重,要求立憲不果,論述無用,青年就只能以行動脅迫。離家出走,癱瘓家庭秩序,是一途。青年走出安全區域,自然是非常態的,一如雨傘革命期間的佔領,只要成為最遲跪低的一方,勝利就在望。如果家長城府極深,會像梁振英一樣低調處理,那麼,絕食或許是個好方法。這是家長跟政府唯一不同的地方,政冷不會心痛,家長會,黃子華如是說。

中學一位姓楊的中文老師曾對我說,我這人,帶有毀滅性力量,很恐怖,好像總要破除傳統,四處搗亂。我沒有跟這位老師說的是,「老師,汝道不孤,同樣視我為邪靈異獸的人,大有人在。」我不否認,這道力可以用在更好的地方,如他們所願,好好學習,然而我沒有用在錯的地方,錯的時代。我相信青年的本質,人的本質,是渴求解放的。

在談論政治改革之前,我認為,首要做的是革除香港青年的心魔,將他們魔童化。青年甘於從俗,自然不敢衝,不敢撞,毫無魄力,魔童則不然。他們敢於換日創新天,可以起衰振隳,改朝換代,世界將因他們而變。社會不變,只因家長專制的陰霾,長期壓在他們額角上面。若連最近的一層權力結構都擊不碎,連自己的主人都做不了,走到街上,意圖擊碎外面的高牆,談何容易?自己家庭自己救,改變社會,應由改變家庭開始。

花開堪折直須折

11822000_10207309727440924_418698299_o

很多學生都問過,有關政治題材,好不好寫進考卷。我的答案是,要寫,非不能也,前提是你有能力駕馭它,寫得情理兼備,詳略得宜,因為不夠全面的文章,必非上品。寫雨傘革命,大體是無礙的,反正民主普選這些作裝飾用的概念,連共產黨幹部也會掛在口邊。青年一片丹心,高談理想,總勝過玩物喪志,渾噩度日,自然不會與評卷員好惡乖迕。況且考評報告,也從來沒有向政治題材say no,多數是嫌棄考生筆力未夠,角度狹隘,諸如此類而已。

若然有心挑戰,要留意的是,你必須指出佔領這方式,確實會影響民生,避免顯露出極為推祟佔領的想法。講清楚以法達義乜乜物物,扣連好前因後果,心情起迭,同樣重要。否則,評卷員就未必理解到你何以如此愧疚或是痛心,那就會淪為一篇平庸之作。換言之,涉及政治不好寫,無關敏感,而是記敘抒情考卷,寫成通識卷,有理總是難講清,讀來也會有格格不入之感。

因此我向來不建議學生以雨革為題。不過,簡單青年終究是簡單青年,按捺不住的,是熱誠。不知不覺就會在功課裡寫起了雨傘革命來的,間中就會出現,而他們嘗試為自己無視我建議開脫的理由總是,他們真有其感,也想不到其他題材更適合。這固然可喜,而我自然也是同情的——那字裡行間的率真,毫無矯飾,縱是文句不通,卻自有別樣清新曉暢,直有一種就算是要在中資公司面試見工自欺胡謅但筆墨一瀉卻也瞞不了人的坦白。只是,不好寫就是不好寫。

批改功課時,大約會遇到三類雨革經歷。第一種,曾經落場,甚至露宿,地點是金鐘,不是旺角。第二種,曾經落場,不能過夜,地點還是金鐘,不是旺角。第三種,無法落場,極其量是經過,地點仍然會金鐘,理由是家長禁止。落過場的,有跟其他同路人交流,也有跑去攤位旁邊,聽那些於他們而言頗為高檔,於我而言則是狗屎垃圾的啟蒙crossover深耕細作式talk show。少不了的,自然還有好趁青春留倩影還有摺黃色紙傘還有學習製作真皮手帶。一切都教他們自覺成了壯舉的一分子,心裡踏實。而那些未能向父母抗命,只能讀報看電視收集資訊的,則只可默默轉換pro pic,轉發圖文,以示支持,心底惘然若失。

其實每次知道學生原是有心人,身體很誠實,我總是不無反應的。對未來悲觀,但心還是未至於凍僵壞死。面對比我小的人,我總是如此。我太害怕這個社會玷污他們,即使他們早已不是處子之身,我也想要導正,想要幫助他們掙脫枷鎖。譬如每次有學生跟我講起家庭問題,講起家長有多橫蠻,我總會說我的大門為他們而開,離家出走不愁無處容身。要抗爭,籌碼不可以少。

然而,現實殘酷,有籌碼也沒用。他們終究不是處子之身,不是最單純的那個自己了。他們大都只是空有情感而無甚理性的豬炳黃絲。身分認同增強了,但在雨革中未有大徹大悟,事後反思的質量亦很低。除了知道要爭取真普選(批改時,自然也會糾正用字,刪掉多餘字眼,例如「真」字),以及警察可恥,他們甚麼也沒多想。中共二次殖民,香港主體建構,泛民操縱議題,都不在他們的世界,Facebook不是他們的活躍地方。他們粗略明白女權主義,大約了解同志平權,也知道香港大致形勢,然而多問兩句,他們就會語塞。這實在是令人尷尬的現象。

大概,連家庭專制,或是學校專制都反抗不了的人,根本沒有能力理解政權專制,更遑論促成香港重光以至獨立。事實上,只有above average,或是略為聰明的小朋友,才會有主體意識。有了主體意識,人才會發現社會正在操縱獨立的主體,進而因感受到打壓甚至傷害而反抗。例如我初中的時候,曾在剪報功課裡面,寫過其實中國三日唔埋兩日就批評日本篡改歷史的看法,這是因為我是少數有能力意識到歷史是人為的人。然而,當時我也拿不出理由,只是覺得中國麻撚煩,有口話人無口話自己。但正因為老師對我的見解不以為然,我更努力去找原因,支持自己的「直覺」。假若我對自己天真的直覺不具備信心,我也不會這樣做。林語堂曾經寫過一篇《知識上的鑒別力》,談論的也是同一回事。他說,人必須保持天真,然後增廣見聞,然後培養判別是非的能力,最後拿出膽識,去捍衛自己的天真。社會上充斥着那些沒有主見,或主見過早遭到磨蝕的人,對於專制,總是逆來順受,原因正是,他們卻步於第三階段,再無逆流之志。

我擔心香港的青年只會就這樣下去。熱血滿腔的一代人,遇着動盪的世代,註定流血卻不敢流血,註定抗爭卻逃避抗爭,最終青春白白掏空,然後回首過去,又像現在那些遲暮的中年人一樣,諉過於後浪,老屎忽上身。深耕細作,講總是容易的,但既要深又要細又要趕得及在2047之前來一遍秋穫冬藏,艱難。

因此我嘗試盡我能盡的綿力。面對學生,我會不厭其煩,解釋中國與中華的分別,務求使他們明白香港文化之中保有中華特色,而又自外於中國。這是法西斯的,大家長主義的,然而為了要他們能從香港人本位角度思考,我義無反顧。若問,這算不算是洗腦,我會說是。我謀的,分明就是捷足先登,往那堆十六七歲的鮮肉上,盡量注射血清。當七成小學都已在普教中,反國教又半途而廢,社會危在旦夕,青年人卻只知道轉換pro pic,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天經地義。

殉志之人

11801027_10207283993557593_1695413359_o

頭腦清醒的人都在說,不要死。有如旭日初升般熱暖的青年死了,對着仍然健在的,他們尤其會說。因為生命誠可貴,有用之軀死了,縱是捨身成仁,也是無補於生。他們的說法,都是萬二分正確的。

然而殉志始終是壯麗的事。死掉,也許確是一刻衝動,給他們多兩日時間,他們便會退縮了,但他們實實在在的,殉了志。笑他們傻,笑他們魯莽,可以,但無人可以忽視他們的赤誠和剛烈。

很多人為情為愛自絕於世,於一小撮親友心中,燃燒出一陀灰燼,輕風一吹,底下只有鹹鹹的淚,再鹹也不過淡如溪水。人執迷於小我抑大我而不悔,燃燒過後裊裊飄揚的不悔之煙,呈現那霧狀是有所不同的。有志可殉者,求的並非立不朽之功,亦非綻放一剎火花於人前,而是用最高尚的姿態,犧牲一切去上訴。這無疑是年少無知,命運無疑似能選擇,但無知往往最是有知,而有路可走,也往往是最無路可逃。

頭腦清醒。將成大家口中的先烈的林冠華,那步了其國先烈鄭南榕後塵的林冠華,自有其頭腦清醒。因為視台灣為自己的家,因為不欲台灣淪亡,他清醒地,做了別人口中不清醒的選擇。課綱更動,有那麼大陣象嗎?沒有,但他所憤怒的,不只是課綱更動這一節。他看見的,是中共的狼子野心,將令兩岸漸漸融為一個中國。他痛心的,是台灣的未來,將因歷史遭到竄改而失落。

有志之士應當留命酬志,然而以身殉志又何嘗不是義行?青年是狂暴的,兇猛的,最有衝動的資格。在哀悼頭腦清醒的台灣義士殉志時,在勸導身邊同道莫要衝動時,大家又有否想過,這步早已無可避免?台灣總是預演香港的戲碼,先於香港講獨立,又先於香港佔領,而香港人又總愛照辦煮碗,有樣學樣。本土青年心繫香港,其爭相赴死以謝天下之日,不在今朝,也必在他朝。革命的覺悟,全是時勢迫出來的。青年跟革命,要不是一拍即合,就是一拍兩散。國難當前,知道革命不是請客食飯,會使自身身敗名裂,又如何呢?青年是勸不住的。除非那些自命清醒的大人,勇於背棄自己那套道德倫理,鼓勵生無可戀或行將就木者慷慨就義,或是乾脆自告奮勇,一馬當先,否則,殉志潮流必不可當,而青年必將淌出第一滴血。

人死,再壯烈也無有意義。帶來的痛,最終只會由那些淡然回應四方問候的家屬默默承受了去。林冠華殉道,應當成為革命道路上那些孤獨者的導引。不忘情於家,不忘情於國,自然就會不忘情於大道。身後名,確是屬於死者,但它只為生者而存,不為死者而留。

移民只是走難

image

有人說,成長可怕的是,你發覺自己變成了自己曾經最看不起的人。我想,可以有這個轉變才是好的,因為活在紛亂的時代,只有無知和無恥的人才可以身在福中,可不可怕也沒所謂了。

最近新聞上說,香港人移民移得積極了,其中近在毗鄰的台灣是重災區,申請數量創廿年新高。討厭政治的香港人,因為討厭政治而移民到一個比香港更政治化更嘈雜的國家,驟聽是可笑而矛盾的。但是,了解香港人的人,必不會覺得訝異,因為這種行動比香港航空「更年輕,很香港」。

香港人是無知而自以為有知,無恥而自以為有恥的。他們總能為自己的自私開脫。你說香港亂了,他們說,是新一代的人太多意見,捱不了苦,諸如此類。你說他們也有責任,他們說,他們不是不內疚,但他們已經老了,剩下來的只得靠大家接棒。你說老了的人無甚包袱正好,他們說,這就是殘忍,是無情,選擇不付出也是人權。你會發現,在講歪理方面,他們根本不輸中國人。只是香港社會,因為英國人的出現而鍍了一層薄脆的制度和程序,他們平時只得披着羊皮去搵食而已。

香港人即使成了台灣人,心裡一定仍然是自我中心的,因為他們沒有實在的家國意識,只有虛無的中國人情意結。而當這情意結與搵食相沖時,他們也是義無反顧的站到實利的一邊。他們沒有堅持,沒有信仰,沒有跟實利相比更令他們重視的原則或價值。所以台灣的政治不會與他們有關,他們沒有政治忠誠度,沒有愛護公物以外的公民意識。一如他們處身香港,也從沒在適當時刻肩負起香港人的責任一樣,台灣只會是他們寄居的新殻。日後台灣自毀長城,成為中國的一部分,他們還是會以難民的姿態再遷徙的。

安穩艱難,於是追求小確幸。求到了,就不願回到不安穩之中,結果越是居安,越抗拒思危。華人在解決基本生活需要之後,原來不一定會轉而思索人生正義,而渾沌度日的人,佔據社會大多數。不介意一生走難的人,只要有中華料理和大紅燈籠,到處都是他們的唐人街,你是無法要他們落地生根的。

我以往對那些人未算恨之入骨,也是嗤之以鼻。我看不起他們。他們覺得天氣越來越熱,先是怨天氣一下,然後便開始去想其實是自己穿多了,或是體質變了,而不會查看歷年的溫度,環境的改變,去歸納天氣變熱的結論。就算知道應該那樣做,他們還是不會那樣做,因為真相只會令他們覺得無力,既然如此,不如罷了。那燙手的香港實然主權問題,從八十年代到二零一五,他們放着不碰,視若無睹,自有自的happily ever after,到了今日,他們仍然想要躲藏。外國護照,追求更好生活的論調,便是他們的遮醜布。

也許我還沒有成長。如果我成長了,我必然不會忽然在想去年此刻的自己正在做甚麼。六月,我擺街站,派傳單,寫文章,解說支聯會如何迫人愛國,而香港人又應該如何看待六四。七八月的時候,我跟友人討論如何在市內營造一種草木皆兵的氣氛,聳動麻木的人。再到了那必將成為香港史上一大筆劃的九月廿八日(假若香港的歷史還有生還機會的話),我遊走了幾個地方,最後落腳於旺角,聚眾成了群。我實在是不應該還惦念着二零一四這甲子年的。

如果我已經成長,我應當變得「很香港」。跟從「慶祝」雨革半週年,一週年的大隊,就像複製當年支聯會的把戲一樣,代替香港人為其失敗開辦收費的心理輔導班,我可以的。只要我臉皮夠厚,憑着我在雨傘革命期間的經歷,調出自己的一杯香蕉奶,我也是可以的。我為何又要為共產黨今日的明目張膽而嗚呼哀哉呢。除了長不大,我想不到其他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