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知道莊周夢蝶，只知其有不知人生是夢，或是夢即人生之歎，但看不明白，沒有深究，到了這些年，才發現有一種昏睡叫如夢初醒。不知道自己是否正在夢中的話，就算無法用直覺去判斷夢裡是否盡是荒謬失實，日光總會喚醒人，人總會清醒過來，一切總會過去。但是，當清醒竟然意味仍然要面對惡夢，再也沒有逃生門可以與它隔絕，我寧願一切只是泡影幻夢，而我可以選擇酣睡而不去面對。

我出生於一九九二年，一片昇平。香港沒有大事，世界沒有大事，最起碼沒有細菌與槍炮瘋狂肆虐，沒有戰禍與動亂。得到記載的，有鄰國元首鄧小平南巡深圳，有歐洲共同體簽約設立共同貨幣，有彭定康就任末代港督，有民主黨代表克林頓當選美國總統。那年，中國已經奪得香港主權，只差五年就正式袋袋平安。在國際上，中國與多國建立外交，但大國崛起之勢尚未形成，雖然中華民國已開始遭到國際冷待。那是簡單而幸福的日子，香港沒有簡體字，沒有普通話，沒有走私客，中共帝國的陰影尚未來襲，我在日後才知道不少與我同住香港的人當時已著手準備移民，好在大限之前遠離共產主義。而我的日常，基於資優唔知食唔食得，只有學習認字與手腳協調，還有午睡和稍後要讀的幼稚園。

未升上小學一年班，已屆一九九七年。我直頭想不起那時候的自己做過甚麼，身邊家人又做過甚麼。一九九七年帶給香港的震撼，完全比不上二零零一年的九一一事件，大概是因為感受到震撼的生物早在熔岩滾動之前就離開了地球表面。黃金時段，無綫電視正在播放DoDo姐主持的《一筆勾銷》，那是我喜歡的節目類型，所以追看得很神心。我知道《百萬富翁》和《一筆勾銷》都是外國創作的節目，而且外國有更多同類節目，但那是個沒那麼全球化的時代，而我英文也沒那麼好。看著看著，突發新聞報道就出現了。自殺式恐襲，在當時是史無前例，遇襲的是美國，更加驚人。於是，世界將要進入另一個世代的說法開始冒起，但我依舊無知，只喜歡看電視答題目。後來，我每逢去Neway，最熱衷的都不是唱K，而是對著點歌機內的百萬富翁聚精會神，直至它不辭為別，整套系統得到更新，我發現系統更新原來不一定意味著好事發生，稍為失落。

小學五年班，沙士爆發，據說是染病的廣州中山大學退休教授帶來香港，最後死了很多人，包括自動請纓守在前線的醫生謝婉雯。多得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張德江隱瞞疫情不上報，香港成為疫埠，百業蕭條，這是舊香港公務員身上不常出現的舉動，可以說是極少發生。那時候全街都是口罩，勤洗手，注意衛生，成為了香港人的新常識。其後的五十萬人上街，反而不及街上那種世界末日的冷酷異境令我難忘，因為我沒有參與其中，也不知道廿三條立法為何物，只是在日復日的空洞之中適應成長的無聊，順道發現成長只是痛苦的開始，最終證實患上無藥可救的中二病。

升上中學，中學的無聊太切身，切身得使我懷疑自己當時正處身於一間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學校，到了日後我才知道這種腐朽份屬千篇一律，只是沒有人好心提醒過。香港的普及教育，最具標誌性的就是強調紀律而不善變通的老師，重門深鎖得形同監獄的環境，還有乏善足陳又非背不可的課程，這些我全都有幸經歷過。當局之時，我自然沒有深刻思索，因為視野受到局限，不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教育原來有很多種方式，教職原來應當燃燒熱誠去經營，於是離開之後，怨氣超重。

記得我曾經在中文科隨筆功課寫過一段兇殺案情節，當時教師紅筆回應五隻字，是不要再寫了，還附送感歎號。我和同學當時只顧嘲笑這五個字的滑稽，卻沒有想過，隨筆功課應當有創作自由，教師無權限制，而且就算教師認為學生思想不倫，也不是就此了事，而是應當加以輔導。這是我最不屑的第一種教師。第二種，則是氣燄迫人，興趣是以自信的嘴臉，配合訓導的權勢，合法欺凌學生，但因為高高在上，再令人反感，也沒有人能夠反抗。第三種，大體是好人，但他們本身生活無風無浪，終究無法接通或承受另類新思維衝擊。七年下來，我唯一欣賞的只有一位當時新晉的中史老師，但他總予人長不大之感，某程度上是建制內的異類，毫無代表性，而且很快就離校了。圍城外的人看這間學校，是師資優良，校風純樸，但圍城內的人卻是一意逃出去，實在很難不對坊間評價嗤之以鼻。

參與團體活動和給予機會學生自主權明明是最能令人成長的，但那裡只有表面的鼓勵，沒有友善的土壤。你可以發揮所長，但不是學科上的不計算為專長。即使我有一年曾經權充社長一職，提出過新增體育以外的項目去為社際比賽計分，以及其他方法去加強社員對社的歸屬感，下場也是遭到無視。一動不如一靜，保持五十年不變，就是學校的期望，教師的期望，就連所謂民選學生會，也是左右不了校政的，因為教師的話語權總是較大，所謂師生溝通橋樑只是空文。就連校服樣式由靚變柒，運動會不再停留於啦啦隊於看台上無定向鳩叫，也沒有人可以反對。於是，學生只能是這間學校的過客，但求平平淡淡，不留痕跡而去，而學生會則像香港的立法會，配合學校裝飾門面，令學生產生可以議事的錯覺，實際上只有洩導民情的功能，爭取來爭取去都沒有改變過大風氣。

地區名校厲害之處，就在於它最推崇讀好書升大學這唯一價值，同時最努力去忽略和磨蝕學生在學業以外的需求。因此，我一直討厭讀書，而受到抑制的學生則往往走向兩極，一種是反建制，追求解放，走得很前，放得很開，一種則是順從體制，學會了安分守己，再多抱怨也只停留在閒談是非，不會大鳴大放。眼見那些中五無法原校升讀的人在外性格大變，彷彿活得更自在，我一直後悔自己沒有轉校，但會考分數夠高是否也可能轉到band3學校，我當時實在沒有想到。

直至到中七一次新人代課，對於未來，我有了點眉目。那新老師是港大畢業的，沒有記錯的話是曾經上過R.C.Lee的hall莊老鬼。她代課無聊，我又剛好坐在教師檯附近，於是就跟她聊了起來，最印象深刻的是她言談間用上了撻皮這個詞語。她很放鬆，說起了自己的GPA低空飛過，全因搏盡上莊，一臉若無其事，還解釋了撻皮的意思。她如今有沒有融入崇德大家庭，誨人不倦，我沒有留意，但那次之後，我對大學生活有了概念和期望（但其後只有失望），而時間也已經到了二零一零年，即是菜園村迫遷，萬人反高鐵那一年。

高考在即，我還是選擇了投身社運，到了當時的立法會門外靜坐聲援。那是我第一次受到公義號召而置身其中，結果目睹了左膠苦行，也目睹了快樂社運的虛妄。高鐵撥款最後還是通過了，於是我開始思考失敗的原因，漸漸發覺了自己與這種社運形式的格格不入。到了人生第二還是第三次參加支聯會主辦的維園六四燭光晚會過後，我決定抽離，因為我受不了台上年復年的無力哭喪，而平反六四卻是毫無寸進的現實。那段時期，我也開始了投稿撰文，久受抑制的憤世嫉俗得到釋放，自命正義起來。由平穩至波動，從香港就是一切到發現自己身處於霸權的邊陲垂死掙扎，我與我所身處的地方，成長的軌跡奇蹟地吻合。

二零一四年，雨傘革命爆發，有一段時間，我感覺烏氣盡吐，整個人生龍活虎起來，終於活得像個廿二歲的青年。在旺角或是金鐘佔領地帶到處奔走時，我還遇到了很多在中學時期跟我一樣不太符合學校期望的同校人，有如發夢。在夢裡，我一直跑動，一直跑動，不期望一次大規模運動可以動搖中共，但望一個齒輪，可以帶起另一個齒輪，環環相扣，可以為未來化歷史之偶然為必然鋪路。到了雨革尾聲，大家都心知大局已定，而我頓時滑了啞，陷入創傷之中保持靜默，也開始減少抒發或議論。

回首去看現實夢境，兩者已經模糊不清。我牙牙學語，學習何謂現實，發覺現實艱難，但又只能接受。試著接受現實，卻發現現實可以改變，現實可能只是短暫的惡夢。到了真的走入現實，又發現現實也像惡夢，更麻煩的是能入不能出。到了夢醒，才發現分辨夢與現實，不可以只依據自己喜好，想要逃避的就視之為夢，不能逃避的就視之為現實。事實上，夢往往是現實的反映，而現實則也有是夢所促成的，是夢是現實，是昏昏沉沉還是痛定思痛，人總得繼續往前走，不容後退。

二十歲過後，我的腳步日益冒進，但歷史的翻頁卻好像更加緩慢。一九九二年那些移民者的惡夢，至今已經成了現實，膨脹了的帝國主義，正在蠶食了我這一代人的認知，我這一代人的手腳協調，而我們去留不由己，只能滯留，只能戰鬥。

因為脆弱和無知，過往我看不破制度的形同虛設，看不到制度怎樣為強權所利用，不識對抗，於是討厭現實，逃避現實，但求大學夢圓，一切就會變。但事實上，人心不變，意念不變，周圍一切也不會變。我們所存在的世界，所經歷的人生，也許障礙重重，結果也總是不在我們掌握之中。不過，只要繼續突破現實的局限，敢於推巨石而上，就至少有了化虛為實的可能，而有所為，總比最後白活一場要好。

香港自立成功與否，主要看的是中國的政經力量和香港的武裝級數。中國經濟增長放緩，樓市股市積弱，內部鬥爭不止，香港具備軍事力量，就能乘時而起。相反，中國坐斷聯合國，得到美蘇的縱容，加快清洗香港種族，香港青年再敢於起事，也有如以卵擊石，因為國際勢力未必會穩立於香港一方。這是老生常談。

雞蛋註定是炮灰

香港地方主義，本質上，就是中國帝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敵人。自從中共於一九四九年，以近代民族國家形式保存古老帝國版圖，確定中國帝國形態，所有所謂漢人省族以至苗彊之類，就注定了有難。原因無他，就是帝國利益與地方利益必然有難以並存的一日而已。

帝國治下，平民多數有雙重身分認同。利益不激化，兩種認同也不會相撞。正如現今的上海人，既以上海人自居，亦會以中國人，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自居。比較精準的身分，主要是在與其他中國人相提並論時派上用場，而上海人跟廣東人，所代表的，正是兩套文化，兩種價值。不同文化和價值，必然有可以互通的地方，例如大家都知道孔子是何許人，也會用筷子，然而，上海話和廣東話，則是雞同鴨講，上海姑娘跟香港女子，也是兩種個性。

換言之，上海人跟廣東話人，確實跟現實中國和文化中國都有關係，但不可分割，不等於彼此類同。一朝中共無法權衡各省市利益，或是置中央利益高於地方利益，省族民族矛盾就會出現，最後中國就會陷入亂局——而其實這個情況已經是現在進行式。

談論香港於中國治下的角色，不妨以十九世紀清廷的地方團練軍隊湘軍來幫助說明。先了解清廷作為一個帝國政府，如何利用和看待湘軍，就會更了解香港能否作為國族自立。

關於安全套

太平天國之亂，大部分人也聽過。太平天國人民就是很多很多打着自己是主的羔羊的旗號反對滿族統治中原的人，而亂就是散兵游勇四處生事。既然反滿，那就是說，已如強弩之末的清廷迎來了挑戰。眾所周知，很能打的所謂東北外族，入華夏皆無可避免地華夏之，變得懶惰，變得頹廢，八旗軍隊早已不復當年勇。清廷不想就此玩完，也就起用了曾國藩的湖南軍隊平亂。

中國近代眼前自然也有挑戰，它不是軍事上的，而是經濟上的。社會主義國家想要與國際接軌，借英國殖民地香港之力，是最好的方法。曾國藩的湘軍，一改帝國為防範地方作亂而沿用的兵制，使得軍隊「兵不識將，將不識兵」不再，替清廷收服太平天國那些不蓄辮子的長毛賊。而香港擁有一百三十多年經商歷史，則以先進司法制度和商業模式，那中國任何經濟特區都無法媲美的姿態，為中國的改革開放輸入了人才和資金。即是說，地方因為地方的特性，替中央又是救火，又是續命。

問題在帝國中央漸漸適應挑戰，開始出現。太平天國之亂，死了三千萬人，終於告一段落，而中國的經濟力量亦不再低沉，在國際間有了地位。於是，為防止湖南人以湖南人身分自豪，香港人以香港人身分自豪，湘軍作為一堆圍威喂的兄弟兵，必須解甲歸田，而香港作為一個自視甚高的特區，下場自然也非很安全套不可。這全是因為兩者的本質就是對清廷和中國是威脅。

這也解釋了香港何以在這幾年受到特別多中央打壓。香港人清楚知道，自己怎樣幫助中國摸石過河，由落後國家進化成發展中國家，沾沾自喜。黨媒經常批評香港人自高自大，所指的就是這種「大香港主義」。同樣的「大湖南主義」，當時也在平亂之後萌芽。

正因為香港確實惠及了中國，中國為了避免其他地方主義抬頭，必須趁早加強香港人的中國人認同，以蓋過香港人認同。這也是本地去英殖化忽然加速，以及國民教育課程跟普教中在幾年內炒得沸騰的原因，畢竟中共不能真的出兵夷平香港——出師無名，又損害自己的利益。中共的高壓手段，固然是很粗糙的，但它實在也沒其他辦法打擊香港——因為它是帝國。帝國所欲，是配合帝國的安分地方，不安分就要出手教訓。這也是目前城邦論者所講的一套，就是遊說中共，令中共相信香港是帝國好幫手。

關於雞蛋

曾國藩像是香港親共的有錢人。他領導鄉勇，救清廷於倒懸，成了泛中國的英雄，成了今日中學教科書上的重臣，卻傷害了湖南人和漢人。他表面上代替高牆鎮壓雞蛋，卻忘記了自己始終也是雞蛋。雞蛋決戰雞蛋，得益的是真正高牆——清廷，不是他自己，更不是帝國治下的地方。於是，不少湖南人本土意識膨脹，討厭了曾國藩跟左宗棠起來。

中學教科書上，也以「維新六君子」之名出現過的譚嗣同，就曾經批評過曾國藩，而與他持相近見解的人，不在少數。雖然曾國藩為湖南自治提供了軍事基礎，使鄉勇善戰之名不逕而走，但湘軍殺的，是太平天國漢人，亦即是地方的漢人。地方的漢人需要支援，和地方的湖南漢人之間關係也比漢滿之間親近，湘軍為滿人殺漢人，自是不可原諒的大罪。

香港權貴，犯的也是同樣的錯。要認同帝國，要為帝國及其子民服務以換取個人利益，得罪香港平民，不可避免。藥房金舖，不動刀槍，也是在演為高牆當高牆雞蛋的角色，遭壓碎的是合理經濟生態和街坊小生意。如果香港主流終於醒覺，確立主體意識，謀求自立，不可能不向曾國藩之類大興問罪之師。所以身為權貴，最明智的做法，應當是順應地方趨勢，振興地方政治，重地方先於帝國。可是，他們短視，是不會回歸自己紮根的香港的——當然，他們也可能早已紮根歐美，所以不妨「短視」。

早在太平天國之亂前，少數人早有發現湖南特色，曾到訪英國的郭嵩燾是其一（所以在生的時候，不太受人歡迎）。他大力推動先賢王夫之為湖南人的精神領袖，啟蒙了不少湖南青年，明白湖南之與眾不同，明白本土學校和學者同心協力，是落實本地共有文化的關鍵，明白湖南人有條件負起領導中國的責任。

而在他死後十年，清國勢日頹，西學東漸，湖南自治的討論已經初見起色，要救中國，必先救湖南，救不了中國，也要救湖南的呼聲日高。在這段時期，即是清廷倒台前廿年，後世揚名的革命志士如楊毓麟、陳天華、黃興、宋教仁、蔡鍔以至廣東出身的梁啟超，他們全都或多或少接觸過大湖南主義，不少無名志士紛紛觀察歐美歷史，以補足「湖南救國」的論述。

湖南人在清末革命志士中，是主流，到了民初，仍然是。武昌起義，也與以上論述有莫大關係。孫中山提出自己的興中會與黃興領導的華興會結盟，促成跨省協調起義，也是因為受到之前留日湖南學生和主張武裝起義的湖南義勇之啟發。而有意思的是，在會內討論中，華興會內部有人認為與廣東等其他省分聯盟，會令實現湖南自治的目標模糊，變得好像為整個中國服務一樣，提出異議。可見，有些雞蛋確實比其他雞蛋獨立自主，他們並不想學習支聯會「建設民主中國」，不發春秋大夢，不謀求大一統的中國自治。

雞蛋仇恨雞蛋

由於帝國仍然健在，香港得天獨厚，難免惹來要翻牆才可以看到外面世界的愛國雞蛋仇視。當時，湖南人亦受到滿人、洋人、漢人的攻擊，因為他們影響滿人治漢，阻礙他國瓜分中國，更在平亂之時殺了大量同路人。

為了保住自己族群，陳家鼎，一位曾與黃興、宋教仁、陳天華、姚宏業等人在日本華學生之中鼓吹革命，宣傳共和，加入過中國同盟會，任中國同盟會總部評議員，又曾與楊守仁、寧調元創辦革命刊物《洞庭波》兼任主編，而在中學教科書上連名字也沒有的小人物，提出了自強主張。他說，日本之所以可以擊敗俄國，就是因為日本政府教國人銘記國仇，令兒童滿腦都是家仇國恨。日本作為一成功以民族主義崛起的國家，素來深受湖南人尊重，以上「軍國主義教育」，自然也為之吸收。

他的主張，明顯於一八七零至一八八零左右力圖重振湘楚文化的郭嵩燾有所繼承，也受到郭嵩燾死後那時代，漸漸視中國其他地方為湖南敵人的想法影響。他的主張，是教唆全民脫離帝國的主張。

這種洗腦教育，在今日香港，也是出路。九七以降，香港飽受中共壓迫，平民淪為二等公民，中國籍新移民大量湧入，劣質帝國文化污染香港較為精緻的本土文化。明眼人都知道，滅族，是遲早的事。在中共以強欺弱之勢下，只有成為一隻剛強的雞蛋，列成一排剛強的雞蛋團隊，才可以令香港得以在亞洲立足，以至壯大。

猶太人經歷流散而最終復國，靠的就是將仇恨世代相傳。強權如何壓迫他們，歐洲如何壓迫他們，他們教他們的後人知道。沒有人喜歡與仇恨共生，疏遠寬容，但有仇不報，不能自救，因為人的本性就是醜惡，國的本性，也很自私。

湖南義士在譚嗣同死後，無不怒髮衝冠，湖南自治思潮發展，某程度上就是為了紀念曾經在湖南推動維新的譚嗣同。他早在與光緒皇帝見面之前，就在自己地方進行過了思想教育，散播過了地方主義。他應當成為湖南人的回憶。

記仇不作安全套

湖南曾經風風火火，最終還是成了現時我們所知的湖南，成為了中共統治的湖南。王夫之的道統，前人的奮鬥，隱而不現。毛澤東是湖南人，也許就是答案的一部分。談論過分省自治的地方，出了專制獨裁的暴君，他深明地方怎樣對待中央，於是擅長將異端軟化和消滅。然而，只要心存仇恨，帝國有讓步的可能，尤其是它也會有需要援手之時。

雨傘革命，有人頭破血流，視網膜脫落，筋骨永久受損。日常生活，有人禁攜古箏，待遇不比他人走私水貨。這都是身為香港人的奇恥大辱，必當銘記。雨傘革命以失敗告終，不緊要，只要緊記滿人、洋人跟漢人曾經如何以高牆的姿態，視香港人為敵，也要下一代和下下一代人緊記，香港人就有不再受壓迫的一日。只要地方主義抬頭，自強不息，脫離了帝國，就能與中共平起平坐，犧牲就會有回報。所以記仇是必須的，脫中是必須的，武裝也是必須的。
 

雨傘革命生忌將至，很多人都像校好了鬧鐘一樣，準時於九月哭喪。是夜路經旺角，人在座駕，聽不見車外繁囂，但見一大堆「我要真普選」黃色橫幅，頗為浩蕩而茁壯的人龍，就知道又有病人發作，又有黃絲自瀆了。

很多人都說，自以為高章的鍵盤戰士，日日夜夜在嘲諷無動於衷的人是港豬，卻又不去深耕細作，對香港沒有貢獻。但我清楚，鍵盤戰士，大有作為，而率然高舉，張揚悼念，也不等於甚麼貢獻。

過去一年，我一直在想，那幾個月的經歷，秉持記載歷史之心，應當記下。就是為了保存一種視角，或是為了對抗歷史塗改機器也好，都應該做。可是我感覺一切都已經模糊，已經消散，尤其是我的記憶力向來不好，影像有如水墨一樣化開的速度就更快。

我記得的，只有當夜首當其衝走出彌敦道與亞皆老街交界的激昂，更新旺角佔領現場資訊專頁的勤苦，以及監察情況和流通資訊的深夜無眠。起初手裡Whatsapp不斷震動，專頁消息密鑼緊鼓。後來帳幕物資怎樣慢慢充公，卻都不清不楚。我只知道幻化隨後就演成了內化，雨傘革命成了我身體一部分，而我已經遠去了雨傘這個符號，與那混亂的圈子日漸疏離。

那個圈子實在不是一般人混得起的。「貴圈真亂」之語，絕對不虛。頭腦是精英級數的，不太與人打成一片，頭腦一般的，又總會爭相擺出性格巨星的姿態。很多人都是在現實生活中無處宣洩，又欠缺自信，於是過度投入精神在你虞我詐之中——雖然，沒有人會這樣坦白承認，大都認為他人就是這種人，自己不是。我不在意內鬨還是內鬥這些說法的真偽，只是自私關顧個人感受，那就是每日接收大小是非很累。我只視促成佔領和抵制左膠為自己職責，不願多想其他，對於上位與否也興趣缺缺。道同，則知無不言，道不同，則逕自默然，如此而已。所以當我知道，棋局日新，而各路皆有前仇，各有盤算時，我只覺得更累。或許我根本不需要擔當這種角色。

佔領後期，敗象已呈。其時我已經逐漸抽身，涉足旺角少了，打理有月的專頁，也無心多顧。最後我轉交了仍然活躍的有為後進，任之定期發佈或轉載有用資訊，未有戀棧。雨傘革命後，跟我一樣萎靡不振的人很多，全部連吸收資訊也變得懶惰，變得依賴，變得被動。雨傘革命雖催生了青年政治組織，但那些在佔領期間不停截圖與轉發他人動態的資訊集中型專頁，似乎才是最大得益者。

寫了這麼幾百字，也不外是一種消費。反正除了消費，也沒有其他意義了，事關這場革命，無獎可賞，無功可領，整個香港都徹底失敗。遍地開花之說，肉麻當有趣的We Will Be Back，大家都知道是聊以自慰的廢話——金鐘主流，市面黃絲，一批是無心戀戰，連排排坐織手帶也提不起勁，另一批則是尚未認識到爭取民主必須腰板挺直，全身投入，口號自立不可能。再拉闊一圈，香港大眾，沉默多數，一批是心繫歐美，隨時走人，另一批則是安於表面昇平，處於危難邊緣而不自知，飲飽食醉開心至極。淪陷，滅族，誰都不想理會。

恰巧今日我又跟學生說起，有危才有機，有亂才有治，別按學校歷史書的概念去理解侵略和分裂。中原文明，也是因為間歇受外族刺激才能偶有變異，歐洲諸國，也是因為新仇舊恨而發奮圖強。所以香港受到中國侵略，接近淪陷，接近滅族也好，總是好事。人不受衝擊，就不會成長以至成熟，若然拒絕痛楚，就等同拒絕了更好的未來，文化亦如是。天災人禍降臨，社會中的雜質劣質方會得以淘汰，大雨一場沖剩的，大火一場殘存的，都是經得起考驗的優良品種，若真無一生還，也是活該。換言之，回顧雨傘革命的失敗，觀察社會赤化的趨勢，悲觀至盡頭，就會知道，真正的強者總會脫穎而出——假如香港還有時間等待，而中國尚未走上與香港攬炒的絕路。

有些人喜歡從大歷史角度解讀歷史，即是不看一朝一代之史，至少以世紀觀之。歷史上每個轉捩點，看似偶然，實際上卻不以一二人之意志為轉移。然而，歷史雖有規律，雖有因果，終是不無巧合。時勢出英雄，英雄造時勢，皆非必然。舉個例，假如日本早兩個世紀雄起，霸佔了朝鮮台灣，或是同樣時候雄起，卻不急於發動戰爭，或許現時兩地之人已經心甘情願的做起了日本人了——他們沒有民族，也不需要民族自決。

香港自然是個兵家必爭之地，也是東南亞的重要城市。若能長足發展，自成一體，香港或將成為金漆招牌。然而，是否因為它地位舉足輕重，引得不同國家暗中較量，就有時間重新上路，有時間立族自強？張學良魯莽脅持蔣介石，也非大歷史能夠解釋。或者，五百年後的人，用上大歷史角度時，將會從一八四一年講起，判定香港人具有難民特質，本來就註定滅族收場。中間的城邦論、歸英論、民族論以至百家主張，都會如煙飄散，轉眼成空。歷史本來就很事後孔明。

雨傘革命前夕的山雨欲來，事後孔明，回首一看，確實像忽然膨脹的汽球，極不實際。主流民意從來不在佔領一方，而佔領一方又從來沒有背水一戰的雄心，少數意見一直說服不了早有失敗準備的人，可是，很多像我一樣天真的人，卻抱有過希望，一度以為一蹴而就的奇蹟會發生。抗爭方式只有大規模的不合作，或是小規模的大破壞，兩頭唔到岸，走上絕路本是定局，只是我們心存僥倖。

我們都是病人。或許我們應該放任那些仍然高舉黃傘，夜遊鬧市的人，由得他們發洩一下多餘精力。誰都天真過，哭喪不過是高低調之分，而我們辛苦過，又醒得早，哭也因為怕哭得不好看而收歛。土地供應不足，人到中年，賦閒在家無事可為，借機放鬆筋骨也是無可厚非。畢竟，知行合一，不是人人都做得到，對待後知後覺的人，不應苛責。若再過一段時間，他們還玩不膩，香港滅不滅也好，他們總會遭到淘汰的，差的只是陪葬人頭數量多寡而已。

自從光顧過兩次整骨院，全身骨頭略有整治之後，坐姿不當，成了自己份外注重的事。二郞腿蹺不得，腰當端正，肩要外揚，胸膛非挺舉不可，結果坐，比站着還要疲累。

就像走進地鐵車廂一樣，坐，比站更悲哀。關愛座它本名，是死亡之座，跟關愛他人，毫無轇轕，如地獄一樣，是留給受審判的人的。青年不該坐，是因為骨中藏氣，軟不得，不同老者骨質早已疏鬆，膊頭早已乏力，行將就木，不坐白不坐。忍讓的美德，由社會說了算。

然而社會是無理的。坐，然後不讓，本來不應有罪。有罪的是社會。依從它的無理，助紂為虐，就會成為待罪之身。

我想，老者已經連懶腰都不會伸，連頭也不會搖。他們受不了體內燒出啪啪警號，也不會再聽到。再者，聽到也沒有如何了。我想，救治，連醫藥費也虧蝕。自己造的孽，當由自己承受。透支了他人的天清氣朗，自然得承受那世代撕裂的暴風雨。我想，一坐一讓，其實只是開始。

世代脫節，早就無可挽回。我知道一切敗象都會逐漸浮泛，無窮後患都會化成報應，到了二零一五年八九月，即是雨傘革命失敗快將一年這些時候，某些事竟又像《大時代》重播那樣，我也不感意外。譬如，那早已脫離民眾和現實的民主黨，仍自詡為民主改革及支持者的民主黨，又死而不僵的，爬入密室了。

密室之中，你可以想像，他們在談「佔中」，即使它從來未有發生。曾經投入過，付出過的，都不會使用這詞語，但他們使用了。他們也許也在談外面青年很暴力。挨過警棍的，灑過血的，也只會形容那是武力自衛，但他們自閉於政治老人院之中，不理，只為自己的政績，塑造合乎他們利益的歷史。

你去質疑他們吧，他們只會說，各自表述是自由。而流連中共掌心之中，循中間道路尋覓缺口，是大仁大義，中門大開，也是應分之宜。

步出密室，你可以看見，劉慧卿意氣風發，而只能以飯盒會牽引和約束同路人的公民黨梁家傑，無可奈何。西鐵車廂，好些人抬目看，看着劉慧卿喜不自勝。乘客都在想些甚麼呢，大概是，「啊，這次不是何俊仁了」吧。畢竟，毋須閉眼誰都看見，民主黨就只有這兩個嘜頭。其餘區某羅某鄺某，不過是粉飾老人院的廉價畫，掛於陋室一隅，等待步入各自的風燭殘年。這些掌權的老人，早就失去當日站在前線的魄力，卻又怠惰得不願像李怡那類老者一樣，暮年猛回頭，同敲警世鐘。不死，實在不知何為。但是，又總有人願意守候於燈火欄柵處，相信談判妥協，相信黨內改革，相信擬來擬去都未擬完的擬年輕化。人到中年，還能心存天真信念，可愛。

其實正如人越是懶惰，越活得不知所謂，越會提倡健康重要，老人越戀權不去，越會高談闊論年輕化，而社會越是道德扭曲，亦越會要求青年讓座。民主黨之流，是政壇的代表，逢青必貶之類，是民間的代表。他們都遠離正軌，不思進取，卻又自以為明白事理，總是一臉傲氣，自高自大。但步步走來，城市沿途風景，到底是誰人規劃的，他們永不面對。事已至此，畀人踩到上心口，你要不要學民主黨的區某羅某鄺某，守株待兔？若真要學，我建議你問道於鄺某，起碼他沒有乾等接班，識得另闢蹊徑，寫些狗屎垃圾，續命維生。

無病呻吟，都只因為心怯。我怕十年過去，沒了雨傘革命，更不消提香港曾經重光。我怕青年心雄而志不堅，甘心讓座，甘心退下火線。那時，誰還有嘴，還有筆，去寫香港的歷史？那時，大靈異會成真，呱墜孩童，都會以為某年九月，中環曾經茱萸插遍，一片火紅。你早已纖維化的大腦會記得，是菊黃，但未來將會告訴你，黃即是紅，藍也是紅，顏色一家親。

你選擇忍讓。你怕遭人白眼，怕網絡公審，怕燈蛾撲火，灰飛煙滅。於是你退。你發覺自己早就走到路軌之際，走到斷崖之上，只差一步，就會粉身碎骨。而你屏息靜氣，自命理性，竟然仍然以為忍讓是一個選擇。

或者應該這樣說。人大831決定，本來是中共想要的結果，但經歷雨傘革命，本土意識抬頭，它見步行步，後補一記否決，保住泛民，徐圖後計，也是不壞的一步棋。這就是政改方案不通過的原因。

在香港人比中共預期還要懦弱而冷漠的前提下，政改遭到否決，對中共以及離地泛民左膠都有利。中共斬釘截鐵，落閘兇狠，事情鬧大了，引發雨傘革命，刺激分離主義，自去年至今，一直不無慌張。可以從頭再來，站穩陣腳，重新佈局，配合單程證、港滬通、收買鄉紳等計劃準備捲土重來，絕對符合它的利益。

中共最擔心的，只是香港人背水一戰，寧死不屈，失去控制，搶回主導權。兩害取其輕，香港人真能自立門戶，它其實也是高興的，至少大家可以明來明往，正常交易，起碼不用再大費周章跟扭擰的泛民交涉，找他們痛腳，給他們安家費。

其實泛民內部本來也很擔心自己友轉軚。梁國雄大肆炒作無憂價offer，也許是向所謂同路人投誠，而不是真的收受了共產黨的錢。再留意禮拜三一眾泛民「意志堅定」地強調自己絕不錯㩒錯掣，就知道轉軚支持方案通過，並非必然。因為即使是對下屆不再出選的議員而言，遺臭萬年，始終也是可免則免的。比對早些日子，中共猶豫不決，泛民那副不進不退，一時失蹤的姿態，和今日一副鐵了心腸，不齒求和的姿態，中間的來龍去脈應該不難明白。

表決之後，政治壽命本已日薄西山，氣數將盡的泛民再次獲得光環。縱使已經清醒的人絕不會對泛民抱有期望，但「至少泛民可以在議會內抗爭」的論調，未至破產，仍然騙得了人。否決政改，分明是已經行差踏錯的中共，亡羊補牢，向麻煩泛民送贈籌碼，謀求互惠的表現。泛民已經騎劫了黃色和雨傘，將大家幾個月來付出的血汗據為己有，搞臭搞爛，若泛民真能「轉型」，靠攏本土，坐大地盤，搶走佔領義勇艱辛建立的果實，而泛本土派又未能及時於政治圈、文化界、傳媒界劃設領地，後果對香港人以及中共來說都可謂不堪設想。

所以，下屆選舉沿用二零一二年行政長官選舉辦法，於中共而言是一動不如一靜。「全國獨立黨」一事，正是測試泛本土派的膽量，預估下一波大規模社會運動發生之前，最壞情況會發展到甚麼地步，做好最壞打算的一着。不料，泛本土派竟紛紛割蓆，敢言而不敢為，客觀而言，反應跟泛民沒有分別。這所反映的是，香港人輸的除了是時間，還是決心。中共以為一個長期遭受霸權欺壓的民族，會拿得出決心，但香港人卻一而再，再而三令中共失望，不敢接過火棒。今日政改否決，中共迫於無奈，繼續借助泛民之力殖民香港，完全，是怕事的香港人害的。

昨夜維園六四集會，支聯會順應市場口味，一改多年作風，選用了＜撐起雨傘＞代替＜中國夢＞，參與者有人反感，有人支持。反感的，多是因為「建設民主中國」這初衷，彷彿遭到了背叛，而支持的，則多是因為樂見支聯會放下身段，貼近民情，有如看見轉機。

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支聯會這個奸狡的組織，是不可輕信的。它的所謂改變，明顯意在借屍還魂，吸納所謂「雨傘族」新血，為日後向本土靠攏轉型，搭橋鋪路，斷非誠意之舉。若然輕信，結局必會等同縱虎歸山。大家只要留意一下，它對待本土派的敵對態度，就知道它根本不接受挑戰，不肯真誠悔過，只是想抱緊自己的龍頭地位，騎劫六四，以至香港民主運動的話語權（因為中國民主和香港民主在他們的論述中是一個package）。

香港人的六四情懷，隨時間而變得淡薄，加上香港人主體意識膨脹的衝擊，「每一個夢源自黃河」和「五千年無數的渴望」，日漸站不住腳。雖則今年維園，人頭數量尚且可觀，但未來的跌勢是可以預期的。說好的「內容始終一個」，在雨傘革命之後，已經不再。而這一點，支聯會也心知肚明，只是不願面對而已。

結合本土力量，借用外國勢力，是小國突圍和壯大的必由之路。李光耀如何帶領新加坡在英國、馬來西亞和共產國際之間周旋，建立新加坡的國族想像，以及李登輝如何借力打力，催生台獨主張，加強台灣人身分認同的前事，都足以啟發香港人。加上有了雨傘革命的實戰經驗，香港人的抗爭智慧，在短短幾個月間，直以倍數增加。即使支聯會從不是省油的燈，早慣於化解香港人的怨氣，也難免有點招架不住。因此，它眼見本土力量冒起，深知香港新一代將會威脅甚至瓦解支聯會，便狗急跳牆，急於制止，連在台上燒《基本法》的老把戲也搬了出來，難得的是還有大專院校為它抬轎。

本土派在支聯會眼中，是它與泛民的共同敵人。本土派必須殲滅，是它的最新任務。因此，它企圖代理本土，表面上放下了「要中國人人見歡樂」，實際上仍然在強調繼承六四先烈遺志，這是為了妨礙香港人因雨傘革命而自成一家，拋開民主中國的春秋大夢，用心良苦，大家必須知道，不可上當。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它的所作所為，都是合乎它的組織利益和立場的舉動，我們不要怪責支聯會，做好自己，忠於香港，就可以了。

我向來不是矯情的人，直是抗拒矯情，但昨夜的本土派六四集會，不得不說，是治癒人心的。大家常常都談及，而《香港民族論》也提及過那「想像的共同體」，在身邊後生默默為雨傘革命而抹淚那一剎，慢慢成形。親臨其境，你會看見一次告別喊驚的哀悼，討論與反思六四能給予香港人甚麼的簡單集會。我不知道港大自立門戶，誰人會最高興，但支聯會的惴惴不安，我是很肯定的。

香港新生代不是因為冷血無情而不為六四的血腥畫面動容，他們只是沒有親身經歷，沒有愛國包袱，僅此而已。望着曾經浴血旺角和留守金鐘的他們，看雨傘革命的片段，雙眼泛紅，你應當清楚他們的熱忱，絕對不比當年冒雨湧上街頭的上一代少，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首次港大六四集會之上，大會播放了對比六四和雨傘革命的影片。六四那些，是大家已經見了廿六年的內容，而雨傘革命那些，則是大概半年多的。我抬望台前身邊同道為何而扼腕感觸，以至落淚，心裡明白他們反應大概超出了主辦者和製片者意料。

那些據說看多少次都會令人心痛的畫面，解放軍入城，市民血流披臉，傷死者堆堆疊疊，在連半點血都看不見的雨傘革命之前，在二零一五年的這日，竟然變得毫無力量。在經歷了一場真正有資格稱為影響香港的社運後，他們發現，原來以往支聯會跟泛民千方百計地引導大家流淚，大家都哭不出來，是由於自己不過是因為應該要傷感而放大自己的傷感，並非打從心底地遭到撼動。蠟淚成灰，年復年的憑弔，認清自己香港人的身分之後，都變得有如鏡花水月的虛幻。

雨傘革命雖然未見竟功，但它確實像一盆冰冷的水，澆了在香港新生代頭上。過去，他們因為從社會和書本中學習了正義，於是按着別人的指示實踐正義，結果有了人云亦云地高呼「平反六四」的維園新血。如今，他們則是在成為了特別行政區的時代的香港，親身經歷了普遍不過的不義，再在雨傘革命中，嘗到了前所未知的極度不義，於是感受了切膚之痛，結果「自己香港自己救」的決志不再流為空文。兩種激動，自是不可同日而語。

上一代從傳媒處得知北京的暴虐，心存僥倖，除了流兩行懊惱的淚，毫無作為，但這一代卻是目擊了港共的奸詐，敢於挺身，成為了慈母棍棒下的刀俎魚肉。兩代人所承受的心理壓力，因為社會政治環境的不同，大有分別。要不是青年皆本土，六四本土化的新論述根本沒有適生價值。

的確，雨傘革命期間，和理非非的主張，陰魂不散，但是，它既是比六四更貼近香港人的集體回憶，這因不夠勇敢而換來的失敗，能夠為香港未來埋下的影響自然更大。雨傘革命所給予香港新一代的，是兵敗如山倒的衝擊，也是大展拳腳的機會。他們不必再東張西望，坐這山，望那山，眼紅人家台灣的民主改革，或是葡萄烏克蘭人如何保家衛國，而是能將磨刀霍霍的派上用場。這麼一場社運，縱是失敗，也不過是實驗成功之前的小爆炸，而不一定會如同六四那樣，使全國人變得犬儒麻木，心灰意冷。

就任得謝志峰那些加拿大籍華人批評香港新一代背棄六四，忘本忘史，短視而自私吧。短視而自私，誰不是呢，至少他們人在外國，心繫中國，而我們身土不二，以港為家。香港人偏私香港，是由近至遠，由親及疏，他們不願意明白這個顯淺的道理，就由得他們吧，他們只是沒有活力繼續往前的騎牆派。

香港新一代的政治能量，將是謝志峰、王光亞、魯平以至毛澤東再世也無法設限的。這是因為他們為自己的地方灑了血，為自己的同胞捱過刀。人在自己或是同伴受壓迫之時，奮起自保，是人的本能，關鍵只是，在能量再次爆發前，大家的行動能否配合更完備的論述，而參與者的分歧可否加以收窄而已。

自立是漫長的過程，花上幾十年只是等閒。香港目前缺乏政治人才，而亂世正是他們磨練自身的最佳機會。因此，即使香港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以及集會自由每況愈下，雨傘革命的死灰要復燃，亦並非難事。反正屆時的社運，隨時會是顛覆一切，架空規矩的真革命。支聯會教訓在前，泛民無恥在後，新一代是不會重蹈六四的覆轍，成為每年一度集體高潮的馬騮戲的，大家要對香港的新青年有信心。

我本不是江淹，昨夜卻發了一個跟他的夢很相似的夢。我醒來，眼一陣已成習慣的刺痛，閃靈一般的快鏡沒有重播，現實卻成了夢的真實寫照。

有人問我，現在是不是不寫了，我說，我確實是擱了筆，快將兩個月。這兩個月的沙漏的樽頸，是闊的，其實這半年多以來，也一樣。有些人來邀稿，我也完全拿不出隻言片語去交差，而這在過去不過有如例行公事，小菜一碟。

過去我動筆，總是因為不吐不快。看着一些愚昧的論調就反擊，碰着燙手的熔爐就圍上去，日以繼夜。如今我擺着一副千帆並舉的模樣，不再有空去感到鯁骨在喉，安於庸碌，自然也就難在工於字，敏於心。看着新聞播着荒唐的事態發展，《城市論壇》群魔亂舞，一哥是不是班長，七警落不落網，六四邪壇乜乜乜，連半句話也不想說。人的靈氣一消散，整個人就已經不是一個人，無以為繼。失去大學生活的悠閒，又提不起勁繼往開來的嬉笑怒罵，他必就不再是那原本的那個他，也不再是有意思的他。

雨傘革命已經過了七個月有多，回憶那段時間的自己，我的心情無疑是欷歔的。我想到我孜孜不倦的產出，在鍵盤上啪啪疾書的矯健，起着一股異樣的積極，我就心酸。我確實是遭到那麼一次慘敗挫傷了。一道陰影壓下來，甚麼雨傘符號，甚麼黃的藍的，硝煙飄遠，只剩一堆後佔領時代的書刊研究座談會，其他一件也不留。即使退聯風風火火，學界傳統勢力受到挑戰，警權也正在膨脹，體制也正在腐爛，一種癘毒無邊肆虐。我看着，或不看着，這殘破的社會，仍然是教人心灰意冷的。

在創傷後遺症的折磨之中，暖烘而陌生的寄託也找了上門。順理成章的，我沒有想要復原的動力。那由我一手樹立的維生方式，終究綑綁了我，繚成了一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有時覺得我該從這作繭自縛中掙脫，像那些抛卻實務環遊世界的人一樣尋覓所謂夢想，但我並沒有那種坐言起行的膽力，也不是連文從字順都做不到卻是大受歡迎的鄺俊宇孤泣。況且工作這寄託於旁人而言，又是比關心社會踏實的——至少它令我少談了有傷和氣的政治，又很能生財，我也就將就了。到底畢了業後的人生，已經不再是舊時那些以月以年作起跳的段落。

這半年來我偶爾也是會經過旺角，或是以旺角為目的地的。最俗的桃花依舊，人物全非，只能說我應了。我不知道曾經跟我轟烈一場的人，此刻是否跟我同樣心有餘悸，我只感覺我自行遺失，連碎了一地那種俐落的崩解也不復見。

「然後呢」三個字，像極那些甚麼事情也不屑不滿的港女口氣，使人一聽就煩，一聽就躁。港大學生會發動退聯公投，一戰功成，證明大學生能從雨傘革命吸取教訓，是好事，而還在聯內的和已經退聯的可以各自表述，不必再在共識制下成為一大捆濕轆轆燒不起的廢柴，亦是好事。退出學聯，這就是然後，這就是結果。泛民諸位轎伕，Please stop asking stupid questions，認清現實。

學生運動的力量，極權必然是怕的。然而，學聯並不是那股使中共震懾的力量，它只是以建設民主中國為願景的學生組織，毫無威脅。學聯旅遊，就正是為了使香港青年認識中國而出現。而學聯在雨傘革命期間也不忘支援新移民的行為，亦清清楚楚反映了它那「中國有民主，香港方能有民主」的思路。既然學聯尊重中國，不以香港為先，而中共又等於中國，學聯的瓦解，又怎會使中共高興？ 留在學聯，坐以待斃，然後呢，然後又能怎樣？是等待下次再續hehe前緣，抑或是吹捧多幾件娘娘？

有人說，退聯倡議者應該走入建制，改變建制，而非一心一意「拆散學聯」，因為「贏得學生會選舉進入學聯奪權，退出學聯後更沒計劃成立新的學生組織，取學聯而代之」才是聰明的方法，否則只是攪攪震冇幫襯。然而現實是，建制本身就是難以改變的巨物，有如古老石山。譬如學聯，它並不只是一個自存的名銜，而是拖拉着很多友好泛民團體的派餅樞紐。撼動學聯，影響的不只是學聯，而是整條生產線。就算僥倖地，真有人奪了學聯的權，然後呢？然後又能怎樣？學聯背後有老鬼，老鬼身邊有泛民，想要奪回統領八大的權力，難過真普選。若然問題無一不可以在建制裡解決，建制亦是開明開通的，在建制外發生的街頭運動也就不會出現。

因此，凡有人脫離建制自立，或在建制外謀事，其實就是危險將至的訊號。建制中人洞悉時勢，理應是立刻反省己過，改過自新的。可是，學聯身為建制，卻先是拖累雨傘革命，事後遇到挑戰又只知抹黑挑戰一方，老鬼如陳倩瑩更以「垃撚圾」去攻擊挑戰者，盡情地暴露自己毫無自知之明的小家子氣。學聯這個建制如此無恥，學生又行有餘力，在聯合各院校同路人合力取學聯而代之這途徑另闢蹊徑，有何不可？ 阿崩叫狗，越叫越走。學聯是有誠意的，理應修改會章，奮發圖強，以吸引已經離去的港大學生會重投學聯，而不是瘋狂地責難對方的辭別，或是自怨自艾。

舊式社運套路無效，是導致大家思考退聯，以及在佔領期間到處張貼「提防左膠」和「沒有大會，只有群眾」的原因。泛民之流將雨傘革命失敗的理由，歸咎於有人反對大會存在，導致運動缺乏方向，卻忘卻了以大會馬首是瞻，交托權力予糾察的所謂社會運動，過往早有出現。大台糾察唱K，一應俱全，那當時的高鐵工程是不是喊停了？洗腦國民教育是不是也撤回了？答案大家心知肚明，講多無謂。那些人抽離因果，指責敗象紛呈的罪魁禍首是自發自救的市民，套用兩句舊社運模式死忠的套語——分裂同路人，誰人最高興？共產黨就最高興。

況且，心水清的網民，早已經將「誰會最高興」這種陳腔濫調瘋狂嘲笑了千百次，死攬泛民的人，到底要到甚麼時候才意識得到這些套語已經過時，已經不應再寫在自己的文章裡頭呢？「搞散學聯，誰會笑到最後？」早就不是一個有力的反問，只是一個拾人牙慧的疑問。而且，他們口中那些鍵盤戰士的戰力，早就超越了他們本身。所以我實在替他們的潮流觸覺擔心。

我食了飯了。哦，然後呢？我要回家了。哦，然後呢？明天再見面吧。哦，然後呢？不停拋出疑問而自己甚麼主見都拿不出來的人，只知道質問對方下一步如何，是無法溝通的。談戀愛，尚且怕遇到這種故作矜持的麻煩對象，參與政治，又怎可能視這種模棱兩可而毫無自覺的人為同路人，分工合作？道不同不相為謀，你不是我，我不是你，請不要繼續問我然後，ple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