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宋代，好漢被迫上梁山，二零一三，港母被迫殺梁生。
今日香港，政府高官的民望，都是以發言次數和質量來定高低的，因為他們大都無良，於是講得越少，錯得越少，民望就越相對可觀。梁振英不用多提，常為他護駕的林鄭月娥跟高永文就是兩個一正一負的例子。近日奶粉短缺的問題正式浮面，身為食物及衛生局局長的高永文必須接過這個燙手山芋，面對傳媒與港人。所以，我們可以預期，其民望亦將會因此而漸漸降到新低點。
「港人港奶」這些字眼，在往日，我想到的關聯詞，只是平胸､飛機場跟港女，怎會想到身處香港這個經濟發達的社會，香港母親和孩子，也要走到配給奶粉這一步。拒推「港人港奶」的理由，根據高永文的回應，是「太嚴厲亦擾民」，他不欲市民每次外出購買奶粉也得帶備出生證明，所以他會繼續要求奶粉商確保貨源充足，同時考慮「使用更嚴厲的方法解決問題」。
擾民的表面根源跟實際原因，還是大陸水貨客和大陸食品不安全，政府不從這兩方面著手，又何來解決問題的一朝。但事實上，以香港之渺小，當然沒有可能糾正大陸食品不安全的問題，這不是德國跟荷蘭的份內事，自然也不該是香港的份內事。所以，香港政府目前該做的，就是杜絕奶粉繼續外流，穩定本地奶粉供應，確保本地人能以合理價格水平滿足奶粉需求。身為大陸以外的經濟自由城市，本來，不應該以法律或短期政策試圖觝觸香港的經濟自由，可是，非常時期，總得用非常手段，救亡，就是這麼一回事。
商人最重視的是利，民族大義與家國是非只是其次，商品炒賣價格越高，他們越可以謀得暴利。然而，當稍有良心的奶粉商人，都考慮到以奶粉會和媽咪會的方式保障本地人，香港高官，竟還在舞弄他們剩下的僅餘技能——選擇性失明和推卸責任，除了可恥，還是可恥。此情此景，恰與百年前革命時代有異曲同工之妙。清政府腐朽無能，民生不堪，國家又遭逢外敵，國人要救國，就只能靠自己。有志者，有心無力，畢竟籌備革命還得講財。所以，為數不少的愛國商人，紛紛在革命志士的游說和呼籲下，在明在暗地給予支持，盡自己能力範圍內能做的事，雖說不上跟行動者一樣拋頭顱灑熱血，也不能說他們沒有襄助正義之功。
更準確而言，梁振英政府不是沒有在做真事，問題的癥結在於他忽視港人與非港人的優次之分，甚至把大陸人置於香港人之上。當挾香港政府之名的香港政府並不是為香港人服務，那名銜又具何意義。
在這個年頭，人們高談無政府主義帶來的問題，卻不認識到，政府的功能失去，其存在也已然無用。港人要自救，方法不多。既然跟大陸人拼時間拼財富，沒有勝算，我們則應該爭取一個能真正為市民發聲和代表市民心意的政府。高永文有力洞悉配給制擾民之弊，卻無視水貨客擾民之弊，怎樣也說不過去。所謂的「辣招」，推出之日，也必是遙遙無期，結果，長期的望穿秋水，短期的無計可施，香港孩子食蕉。
如果可以買到奶粉，誰又怕多帶一片紙的麻煩，或多花一點錢，錢可以解決的問題根本不是問題嘛，人們常說。但其實，我們可以用行動來迫使政府付上造成我們不滿的代價，只不過花一點時間組織起來，然後再用一段日子醞釀與爆發。政府聽不到我們的吶喊，只是因為我們未認識自己手上的賦權力。那堅決的表態，價值遠遠高於金錢。
逆嘶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