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左翼，連衛生巾的護翼都不如。護翼可以固定衛生巾的位置，以免它往前後左右滑溜導致衣物染血，香港左翼卻不但無助於穩定局勢，理性推動社運發展，還在徒添紛亂的期間歛財自肥，可恥無雙。他們以打倒資本家重構社會資源分配為目標，卻往往忽視霸權形成是政治形勢使然，也是只能以政治改革來矯枉的事實。幸好這批正義之師從未成功，否則其正義勢必已把整個香港敲碎。屆時，那個四分五裂､群龍無首的香港成了殘局，對中共而言，收拾正是易如反掌的事情。
在香港自命左派的左膠最脫離現實之處，在於目前香港的社會現實，並不需要左派的加持。所以他們自告奮勇跳上舞台的行徑，跟飯局主人沒有發函相邀竟然不請自來的怪客的舉動並無二致。勞者享其成，是香港人信奉逾半個世紀的信條。鴉片戰爭後，英國就把香港定型為轉口港和貿易重鎮，五口通商，香港開始有中國沿海的人來居。而本地人口的主要組成，是共產黨建國後逃難的中國人，是大躍進跟文革時期走避人禍的難民，是為求安逸而聚集的精英華人，因為香港是片不涉干戈的福地。五､六十年代，人人都對香港沒有歸屬感，搵食第一，金錢掛帥，不過是為了「多個錢傍身」，換取經濟保障帶來的安全感。九七前的香港，失業率極低，富裕的一群在有利的經濟環境下投資買賣，開枝散葉，低技術階層的體力付出也可以與勞動成果成正比，三餐溫飽，人人都活得安樂。在講信用的小城裡，經商和重利都沒有問題，遍地黃金自然向錢看，有福同享，一樂也。
地產霸權，固然跟港英政府的土地政策撇不開關係，但如果今日香港仍由英國管治，英國總督必然不會坐視霸權勾結不理。任何影響香港穩定，挑動港人神經的因素，作為一個高明的管治者，必然會在保證自由市場繼續是香港的驕傲的前提下，調節自由市場，盡力解決貧富懸殊。調整樓價不成，限制壟斷無用，是董特無能，曾特無能。無助於抑壓大地產商的「孫九招」是九七之後的事情，「東方矽谷」數碼港的爛攤子，也是英國人走了之後的變故。漢武帝要搜刮民財，以資用兵西域，偏又用了東郭咸陽跟孔僅來推行「新經濟政策」，又怎會是漢高祖的錯？責任要追究，也總不能跑到去怪是彭定康因為仇視中國而為特區「埋下定時炸彈」。所以說，左派想要改變的大財團勢力日盛局面，要點不在打倒所有地產商，而是建立有為的政府。
香港跟資本主義的緊密結合，使得傾右成了一種常規。在外國平常不過的保護本土利益的主張，全是在大陸人大舉入侵之後，才在香港漸漸萌芽的思想。
今時今日，活躍的左膠們要打破常規。他們不單單要加大力度將香港推向左邊，「撥亂反正」，以普世價值啟蒙民智，還要香港為十三億要團聚的可憐人「自我解放」，放任同胞在港搶掠床位奶粉，償還自己在英國溺愛下享福多年的情債。香港麻木的人很多，但麻木只是傾右的幻象。沒有資本家和資本，港將不港。香港不可以失去右派，更需要更強的右派去保衛和建立更有利香港人搵食的制度。左右分歧，大抵在此，因為左膠潛心最久的，是正中毛澤東和列寧下懷的那種暴力革命，而右則不然。左膠想要的不是跟鄧小平一樣腳踏實地的改革，連摸著石頭過河也不屑，他們滿腦都是不惜放一把火同歸於盡也要勾勒出烏托邦的美好世界——那裡的葵涌碼頭，沒有工人，那裡的鬧市公廁，沒有清潔工，那裡的中環，都不再散發閃亮亮的銅臭。
肥彭有句名言，他說香港的前途會斷送在香港人手上。過了十六年，香港被紅色勢力翻了個亂，我們還能看得明明白白的，就只剩下英國政治家的睿智。出賣香港的，除了沉默又無知的大多數，無日無之的喊左之聲也難辭其咎。香港從開埠以來就是一個商業之城，是一個縱容資本家風流快活的天堂，剝掉言論自由，香港人還能過得好好的，但剝掉資本主義，便無異於拆掉香港的骨。香港需要的，是改變政治環境，去除共產黨的污染，從而使政府能跟港英時期的政府一般，以健全法制和傑出人才守尾門，一方面防止香港貧富差距日大和投機炒賣的機構不法騙財，另一方面為搵食至上的人提供可以發揮所長的競技場。
逆嘶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