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我想，假如我們淪落了，以死相勸，向台灣人報夢一般訴怨，台灣人是不是就會不重蹈香港的覆轍。面對那些令人感到伸手可及的利益，面對整個國家好像被關照甚至包養的一時安逸，所有人都似乎不能免疫，就算是受過前人血的教訓的後代，也會中毒。
自由的代價，是人要永遠活於清醒之中。然而保持清醒對很多人來說，都是沉重負擔。身經百戰的城邦，在身披八創的戰士守護之下，安然屹立，最後總會因為欠缺警覺，不知進取，從內腐敗至外，落得遍地盔甲，亡馬浴血的下場。沒有經歷到維蘇威的洗禮，還是成為古籍裡面一個又一個的龐貝，灰飛湮滅，羅馬不過是道外力。
有沒有酒神文化也好，人本來就是很戴奧尼索斯的。華人沒有因為甚麼禮教的拘束，而甘心放棄狂歡和享樂。而即使努力克制自己，不耽於庸俗的逸樂的，也不見得別有洞見，抵抗得了權力和慾望的誘惑和蠶食。急功近利，是人的通性，不同人或是不同民族對於自由的重視程度會有不同，對於利益的看法也會有不同，但其本質始終是一樣的。
譬如德國人的急功近利，是講求投資回報的。雙軌制要求企業幫忙培訓人才，望見的厚利不是只從個別企業的一時得失出發的。Benz高層不會去想，自己培訓了一批人，這批人畢業之後轉投對家BMW如何是好，因為反正人才必能促進了國家生產，而且自己開出的條件優厚，人才自然會留。
熱愛自由市場的香港人最討厭的政府干預，於德國人而言，是一種有效提升社會保障和生產效率的手段和機制。政府像工廠老闆，安排分配，而員工又可以參與老闆的決策，所以沒甚麼不好。他們也追求效益，看重GDP，也不會時時刻刻都真如世人對他們的印象那樣嚴謹認真，但在慾望和清醒之間，他們是以整體的角度去看待利益的。他們不會因為某個強國某年某月大手筆注資關照，就乾脆放棄本事，自甘墮落，飯來張口。他們清楚地知道不要任自己陷於成為棄婦的境地的方法，就是一直將自己打扮得光鮮動人，而不是死抱着別人的大腿不放手。有些國家和城市能免於衰落，總有原因。
說到這麼誇張，那德國是不是世間上少數清醒的個別例子呢？也不是的。德國在很多方面，也是向北歐國家學習的。雖然社會文明已經跑贏其他國家九條街，德國人都知道自己仍有不足。這種對改革孜孜不倦的堅持，我認為，其本質與瘋狂斂財的港台商人的也是雷同，只是民智高低，影響了大家的思維。
但訴諸民智和民族性，仍然未能解釋所有差異。因此要說真有一個決定性因素，我會說是歷史的教訓。人在錯誤中成長，整個社會自然也是。德國人開口閉口都提及因為希特拉曾經如何如何，所以他們如今才如何如何。六七十年前集體意志釀成的大禍，使他們尤其珍視今日得享的個人意志。這是富有德國特色的國家社會主義，所以不容別人說三道四——德國人不會講這些蠢話。再過三五代人，德國會不會退步，我不敢武斷，不過品嘗過厚利的滋味，呼吸過自由的空氣，任何人也應該是不想回到過去的。
這個不想回到過去的願望，能夠將人帶到多遠，是一個必須正視的問題。台灣已經有過了政黨輪替，也有自己的貨幣和文化，可以選擇向哪個國家取經，跟哪個國家合作。要不要依附鄰近大國，放棄自主，要不要慢慢喚醒禮儀師和689，要不要催谷合拍片迎合人家的市場，要不要學師德國職訓制度改革本地中小企，目前仍然可以自己做主。有前人付出過，這點我是很羨慕的，雖然近來有香港政治學學者研究指出，過去香港社會運動並非一池死水，但他們的影響確實很不足。望今日生存空間和可走之路已經越來越少的香港，望九二八當日的警民對峙，台灣應當想起二二八的血，想起大戒嚴的黑，想起國民黨和共產黨最相似之處。
黨性是人性醜惡的極致。要抑制黨性，靠的只有人性。What really matters的不是政黨或國家做了甚麼，而是為了自由，人能付出幾多，德國北歐的政治也不是完美。
幾經波折，最近商人王維基創辦的香港電視終於確定在十一月十九號正式播放了，香港觀眾終於可以擺脫霸道的一台獨大，塵封了的電視搖控十年磨一劍，終於有用。假如處於中國這座火山附近是注定的，一如無綫電視的存在是無法漠視的，香港或是台灣，都有權拿起搖控，善用肥沃土壤壯大自己成另一座小火山，或是縮於梳化裡，聽候火山發落，做又一個被泥石流吞噬的龐貝。
遮打革命槍聲一響，香港新一代人領教到的危機感，那因地理而生的危機感，有如平地一聲雷地爆發，我想台灣新一代人，在未來連場的世代之爭和國族之爭中，也應該有可比睡火山的潛能。
逆嘶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