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需要瘟疫

1894年香港發生鼠疫，殖民地政府發起滅鼠運動，每隻老鼠懸賞兩個仙至五個仙，鼓勵市民杜絕鼠患，改善衛生。有利可圖，照計老鼠是應該可以接近全殲的，可是滅鼠運動最後卻因為有人由外地大量購入老鼠去賣錢而無疾而終。

香港華人以前的mentality跟今日中國人是一樣的。假如一百年前不只有賣豬仔這檔事，還有外遊觀光這檔事，可能大把香港華人都會廿九個人迫在四個房裡面，然後還要堅稱自己委屈，要求客棧老闆賠償。但是，多得英國人的不包容，今時今日香港人，已經不會像以前那樣，總以違反常理的方法去牟利了。

十九世紀，英國人曾經包容華人，給予時間華人改善生活環境，可是華人一無經濟能力，二無公共衛生概念，所以一直覺得自己被英國人刻意刁難，態度強硬，不領西夷的情。當時從英國來的軍人和政府官員，在香港頻頻染病，死在異鄉的，難計其數，譬如印籍軍人，幾個月內就死去一半。但英國人直至鼠疫爆發之前，還是沒有明確責難華人是傳染病根源，而是以為洋人或印度人在香港之所以多死多病，只是不適應本地水土和傳染病頑強所致。死在香港的衛生官員哈蘭醫生曾向在任港督寶寧進言，要求政府設立排污系統，加速處理垃圾，認真規劃香港市容，最後卻因為政府資金有限而不了了之。

接任港督羅便臣到任後，建立了公共衛生委員會，並根據委員會建議修築了薄扶林水塘，以供應食水，但華人居住環境衛生問題歷經港督麥當勞､堅尼地､軒尼詩和寶雲四任，仍然懸而未決。直至1887年上任的港督德輔任內，政府才終於通過了《公共健康條例草案》，解決香港公共衛生問題。這個草案上承哈蘭醫生的遺願，以強迫手段使聚居太平山區，即今日西環一帶的華人可以分散居住，減輕病菌傳染風險，卻竟然惹來了幾千頭唐狗上街咬呂洞賓，抗議洋鬼子「干擾華人內政，亡我之心不死」，連以何啟為首的華商也認為殖民地政府不尊重華人文化。因此，它最終擾攘超過一年才獲得通過，鼠疫的爆發也埋下了伏線。

華人是好很聰明的，而他們亦時時以此為傲，所以在草案通過之後，他們又砌成了一條過牆梯。稍有財力的華商，立刻四出收購洋樓，改建成唐樓租予被政策打散的華人，以幫助同胞為名，賺了一大筆。然而，由於華人和洋人之間存在極大文化差異，洋人的居住環境因為華人進駐而大受破壞，衛生程度立刻跌至新低。有見及此，「歧視華人､偏袒同鄉」的殖民地政府在1889初頒佈了至今仍然被詬病的《歐洲人住宅區保留條例》，規定堅道與威靈頓街之間，華人無權居住，實施「種族隔離」。

翻揭歷史，大家不難見到的是，華人的被害妄想症沒有一日不發作，連見識稍多的華商也不例外。他們認為每一任港督都不尊重他們的中國文化，在港施行暴政，欺榨華人的多，公平處事的少。他們認為，自己能夠在丁方之地，又飼養牲畜又搞定起居，已經是很了不起的了，換作是英國人就一定做不到，所以英國人應該體諒他們。但華人當時的文化是甚麼呢？烹食狗肉，大吆大喝，不避髒亂。那華人當時的居住環境又如何呢？人口擠迫，一家人擠在六呎乘以五呎的板間房，然後幾間板間房擠成一宅，空氣不流通，垃圾到處放，還要在床底養豬､桌邊養羊､地牢養牛，物盡其用，任得老鼠竄來竄去，蚊蟲滋生。

太平山區，鼠疫肆虐

鼠疫一次過奪去超過二千五百多人的性命，是一場合乎天道的報應。如果華人不是口口聲聲說自己有自己一套，信中醫不信西醫，拒絕遷出太平山區，英國人根本用不著在非常時候，使用非常手段，「由上至下､不尊重甚至粗暴地干預華人的日常生活」。而若英國人能及早派員逐家逐戶搜查，抓走懷疑帶病華人檢疫，清拆太平山區，洗太平地，鼠疫爆發的規模就不會那麼大。英國人只是想幫華人一把，間接使歐洲人也可以過得好一點，卻被華人誣蔑成了惡霸和種族歧視者。

平心而論，殖民地政府分隔華洋居住地，避免洋人居住環境受到污染，是合情合理的。這根本不是種族歧視，而是明智做法。人家歧視華人是China Pig，是因為華人確實behave like a bunch of pigs，是一群不見棺材不流眼淚的低等生物，而不是針對華人的黃皮膚。若然英國人是種族歧視者，何以何東最後住得進山頂？何東之所以成為打入歐人圈子的首位華人，靠的不是暴發，不是一味崇洋媚外，而是他已經演化成了講究衛生禮儀的正常市民，與在港歐洲文明接軌。

那些廿九個人迫在四間房的物種，終其一生也不會明白自己錯在哪裡，香港人是必然感化不了的。香港人的級數畢竟沒英國人那麼高——只比別人好五十步的人，又怎麼有說服力去糾正百步之徒呢？那些中國人需要的是瘟疫，不是左翼的包容，更不是外人的救濟。大家若真想中國好，香港好，最應該做的是，祈求上天有好生之德，盡快賜給中國人一場比鼠疫更具懲罰性的大災難，其時中國人自能坐上富有中國特色的挪亞方舟，洗心革面，重新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