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傑怕皇帝,皇帝怕平民

自六一二抗爭爆發,香港群眾民情洶湧,二百萬人上街,史無前例。至七一夜晚,少數義勇殺入議會,形勢嚴峻,警方暴力鎮壓流言四起,而唔少以知識分子自居嘅恐共文人都紛紛勸籲學生離開,向來以「崇優不崇洋」自我標榜嘅陶傑亦唔例外。呢種普遍香港青年無感而大多數中老年人都極之習慣嘅後遺恐懼,要解釋清楚,其實唔難。

自十九世紀心理學自立門戶,成為一門新科學,人類心理逐漸為大眾所理解。得威廉馮特、佛洛依德、榮格、阿德勒等學者繼續努力,以及大腦神經科學研究增加,進入廿一世紀,唔少曾經新銳嘅學術字眼,已經成為常人用語,心理問題、潛意識、童年陰影、伊底帕斯情結、古典制約作用等,都係例子。科學昌明,令人類開始認知到人嘅恐懼其來有自,情緒問題獲得重視,童年際遇會影響人格成長,已成尋常概念。陶傑生於一九五八,家族親中,父母任職黨報,更曾入讀左派學校培僑中學,可以想知,佢嘅家庭教育必然深受傳統儒家思想影響,自細耳濡目染,對於中共政治運動過程及影響必然唔陌生。而六十至七十年代,中國正值革命高潮,難民千方百計逃至香港,亦令當時香港人對中共恐怖政治留有深刻印象。

留學英國,陶傑得西方思想啟迪,但家庭教育往往會奠定小朋友對於成年人以至有權者嘅態度,而目無尊長,正係廣義華人社會禁忌。陶傑批評中國人有小農DNA,深為禮教所桎梏,痛恨個人心性之無處伸張,某程度上,大抵亦同自身飽受新舊思想交替衝擊但始終無法解脫有關。帝皇同平民嘅關係,得儒家思想體系三綱五常倫理道德千年鞏固,小朋友不論再特立獨行,生活之中都要聽命於父母權威,而讀書人不論再學識淵博,人生目標都離唔開為統治者服務。當父權君權成為儒家文化圈嘅自然律,揣摩上意,安守本分,就逐漸成為中華帝國治下常態——明清兩國統治時期,知識分子無不畏威,史載朱元璋在位期間,朝臣每日上朝前都要同家人預先訣別,原因係擔心有去無回,因得罪皇帝而受梃杖之刑至死,足證君威之凶猛,朝臣之積弱。

人嘅童年環境,從來離唔開社會文化,而畏威嘅社會文化,自然會培育出畏威嘅下一代。滿清帝國瓦解之後,中華民國取而代之,但儒家思想深植人心,知識分子受風土所制,即使赴笈海外,甚至久居他邦,都仍然無法融會貫通自由主義真諦。因此,佢地留意唔到文化改革比體制改革更加急切,西方思想之中嘅眾生平等,亦從未刻入中原泥板之上。即使民國一代人,開始反省己過,嘗試尊重人權,但社會風俗仍然未變,自命西化者,亦唔見得真係有力獨排眾議,對抗社教化過程對兒童青年心智之荼毒。以林語堂為例,佢居美多年,形象開明,對自由理應有深入思考,但都始終不脫舊俗,向西方讀者推崇蘇軾,已見其陋。蘇軾一生從未向北宋皇帝表明自由意志,對自身政見未見堅定,其後黨爭失敗,明明係遭人投閒置散,偏以佛道逍遙自我開脫,所謂「一簑煙雨任平生」,都不過係粉飾逃避現實嘅軟弱無能,何來睿智,何來幽默?官場失勢,敗走海南,就係概括蘇軾一生嘅唯一結語。

豈料,以西化極深者自居嘅陶傑,竟然認同林語堂對蘇軾嘅定性,喺一篇專欄文章之中寫到,「蘇東坡性格寬和,為人幽默精趣,政治則取態中庸」,堪稱「中國最早的『自由知識份子』,即所謂 Liberal,而且在蘇東坡身上有邱吉爾的文采和情趣,有英國人的中庸和幽默。」邱吉爾何來性格寬和?何來政治取態中庸?佢因個人政見時常無法與所屬政黨契合,兩次轉黨,受到政敵打擊都仍然談論時政,寫作不倦,性格出名得罪人多,稱呼人少,有幽默都係尖酸,有情趣都係固執,同蘇軾完全唔係同一路人。邱吉爾嘅所謂文采,句句激勵人心,意在捍衛自由世界,從來唔係為自我安慰而寫,亦唔係舞文弄墨,而蘇軾則係戰意消沉,無心振作,只知雕琢章句,寄情吃喝,陶傑將兩人相提並論,只係反映緊佢對邱吉爾認識之薄,有如蟬翼。

林語堂曾經寫過一篇以〈無可無不可〉為題嘅散文,論及所謂中國文化中讀書人畏威心態嘅形成史,但未有解構儒家思想之弊,亦未有拆開中華民族之偽。而文中雖然未有提及蘇軾,但蘇軾之模棱兩可,亦符合文章所指。根據文章,林語堂認為中國歷史自東漢黨錮之禍後,忠良為求保命,無復前人敢言,主因為中國缺乏憲法保障。佢寫到,「清靜淡漠之崇拜,是否出於當時人之天性?假若不是,則何由而產生演變以成。歷史所予吾人之解答,極為清楚而確鑿。」反映佢認為中國文人之號稱清靜無為,不過係因畏懼君威而退避山林,「無以異於王八蛋之發展其甲殻」。既然如此,觀蘇軾之生平,明顯亦係啟動咗王八蛋與甲殻模式,同Liberal乃係風馬牛不相及。

相比同期文人,辛棄疾一身正氣,形象似乎更為貼近邱吉爾。南宋勢弱偏安,西有吐蕃諸部,北有金國及西夏,更北則有蒙古勢力,皇室面對嚴峻國際局勢,知道華夷秩序已經形同虛設,開始認清實情,辛棄疾詞作流露憤慨,哀皇室之不爭,為人勇於敢為,更曾領兵上陣,蘇軾可謂望塵莫及。「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裡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就係所謂性格寬和而又取態中庸嘅蘇軾永遠寫唔出嘅豪言壯語。由此可見,蘇軾、林語堂、陶傑三人雖然素未謀面,但一律意識唔到個人自由唔可能同無上君權並存,以及察覺唔到中國國族建構嘅謬誤,究其原因,就係佢地嘅風土病病情危殆,早已回天乏術。

所謂風土,歷史可謂相當悠久,但又並非東亞特有。秦漢之後,中華帝國形態初立,皇帝推崇儒家思想,同時不忘華夷秩序之名分論,最終目的,都係為執掌政權自圓其說。傳統中國歷史經常歌頌嘅嘉惠遠人,高壓懷柔兼施,本質上就係一種恐怖政治嘅體現,係戰國時代法家思想嘅延伸,直至中共建政之後都係一樣,只係居於帝國內部嘅人,因長年受到心理操縱,察覺唔到自己長期受到威脅。天子受命於天,地位不容置疑,所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平民亦自然無法獨善其身,呢種思想其實喺每一個尚未接觸到自由思想嘅古老帝國之中都係相近,直至神權開始受到挑戰,直至君權逐漸不敵人權,直至西方步向革命時代,直至最終舊禮教一去不返,新思想平地起雷。俄羅斯帝國、鄂圖曼帝國、奧匈帝國、納粹德國、昭和日本,以至蘇聯帝國,都曾經蔑視人權,結果敗於自由主義之手,而另一邊廂,已經確立自由為基嘅國家,則因為重視人權,從此擺脫恐怖統治,穩步前進至今。

陶傑童年陰影終生不散,勸人及早離場保平安,令我諗起當年趙紫陽喊話姿態,兩者甚為相似。趙紫陽自身係中共元老,有土改專家之稱,由地方殺上中央,幾十年間,殺人如麻,殘害生命不知凡幾。一九八九年,蘇聯無力支配東歐,敗象已呈,佢自然預知無產階級為保權力可以踐踏一切,因此提醒聚集於天安門嘅民眾適可而止,避免硬碰。然而,自由之民不畏死,經歷英國殖民統治,香港文明得以開化,後生一代早已脫離恐怖政治,亦唔再係如同陶傑一樣嘅驚弓之鳥。香港人準確理解自由之義,積極爭取,中國人則受盡驚嚇,見自由如見鬼,又一次證明兩地歷史早已分流。

六四鎮壓,係中共刻意為之嘅一次古典制約示範。只要訓練到群眾一見示威,就自然聯想到坦克輾斃平民,長街血肉橫飛,往後嘅抗爭起義就會直接胎死腹中,而中共維穩亦更輕易。死亡係人類嘅永恆恐懼,中共喺群眾心中植入巨大陰影,中國嘅邪惡社會契約就此訂立——中國人願意融入中國社會,同意遵守中共武力至上嘅原則,接受保持沉默嘅義務,同時甘願交出自己生而擁有嘅自由,去換取政治秩序嘅好處,以及經濟增長嘅成果。社會契約之於中國,不但未有令主權在民嘅思想落地生根,反而成為個人主動接受集體領導嘅解釋。香港新生代久受西方文化薰陶,所習慣嘅社會契約亦係約束政府,鼓勵自由,兩地國情不同,自然無法理解中國國情,而且對中共無畏無懼。

中共繼蘇聯之後,成為廿一世紀邪惡帝國,統治一如以往,全靠武力維持。正因為政權本身如同每個中華帝國政權全無管治威信可言,中共可以依賴嘅只有鐵腕鎮壓一途,別無他法,而每當立場軟化,就會等同發放放棄帝國資格訊息,周邊國家或內部勢力自然就會群起而分之,瓦解帝國秩序。二零一七年,美國總統Donald Trump發表上任後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定性中國為美國「戰略上嘅競爭對手」,翌年更改為「修正主義國家」,指出中國試圖修正現有國際規則及世界秩序,嚴重威脅以美國為首嘅自由陣營國家,足證中國志在消解世界秩序之心,方向明確,而美國絕不手軟之意,同樣堅定不移。中共要力挽狂瀾,最壞情況,可能真係會鎮壓平民,甚至發動戰爭,但兩次世界大戰之後帝國全數分裂以及蘇聯倒台嘅歷史,已經證明自由必勝,而戰爭之中為自由稍作犧牲,在所難免。

一九四零年,邱吉爾接任首相之時,知道生靈塗炭在所難免,但佢更加知道納粹德國一但掌控全歐,人類曾經為爭取自由而付出過嘅一切將會付之一炬,於是主張傾盡全力應戰。陶傑熱愛英國,相信唔會唔知自由陣營得以保存嘅根本原因,正正在於有無數士兵平民寧死不降,守護自由。只有無懼鎮壓,至有可能迫使邪惡帝國向世界露出原貌,而假如香港命運確實如此,我地亦必須勇敢接受命運,相信自己正為全人類自由而奮鬥——只有堅持到底,我地至會等到屬於香港嘅諾曼第登陸戰,而臨陣退縮,我地就只配犬儒至死,不見天日。

因此,如果呢一刻唔趁中共勢弱而盡力而為,香港必將為恐共情緒所籠罩,然後再次落入土皇帝手中,陷入中華帝國嘅恐怖政治輪迴,永不超生。要壯烈就義,成就自由,抑或自甘墮落,忍辱偷生,改變在於香港人一念之間。

謹以此文悼念為自由奮戰嘅香港人。

陶傑專欄文章:〈為甚麼要讀林語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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