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借宣讀施政報告炒熱《香港民族論》之後，引發的第一個效應是書賣斷了市，第二個效應則是城邦論支持者對民族論大舉批評。雖則城邦論支持者貶抑民族論的言辭，相當婉轉，時時以「並非貶抑，而是論述確有不足之處」為據，然派別正在爭鋒，始終是顯而易見的事實。
要討論兩套論述，首先應該定義清楚的有兩件事。第一，香港民族論，更準確地說，應該是香港民族自決論，並非港獨二字足以概括，而第二，就是香港民族論，其實不是甚麼「城邦論核心初階版」，而香港城邦論，也不是甚麼「民族論政治世局版」。兩套論述的關係，與其形容為某說比某說較為不切實際，較為理性務實，倒不如說是互相補足，互相鞭策的良性競爭。
城邦論主張「王者不治夷」，一方面視中共治下的中國人為蠻夷，另一方面抬高香港人為正統，有它的道理。然而，略讀主張民族自決的民族論，也應當知道它沒有將香港人與中華文明割裂。民族論將港中分成兩族，主要是因為兩地經歷接近一百六十年的各自修行，形成了大相逕庭的兩套文化，而非認為香港人遠離了中華文明。民族論對於香港文化中的中華成分，只是強調不足，並非全盤反對。目前的香港都保留了相當多中華文明的遺產，是民族論沒有，也無法去推翻的事實。
因此，香港將中華文明保留得比較完整，又受到了英國殖民統治的扶助，因而勝過了中共文化，其實是城邦論與民族論共有的觀點。這在城邦論推崇香港人的論據之中，是清晰可見的——港英政府對中華文明的尊重，和中共對中華文明的踐踏，形成了兩地今日文化的差異。民族論只是將香港較中國進步之處放大了，顯得有點大香港主義，而沒有像城邦論那樣刻意強調自己是中華正統而已。反正受中華文明影響，也以華人為主體，並不等於不可以自立為一個名為「香港族」的民族。
建國立族，最主要還是為國民利益服務。雖說正名有正名的功能，但只要符合香港人的利益，屬於正朔還是不屬於正朔，一切論述，只是手段而已。而事實上，若然香港要根據城邦論去競逐中華正朔地位，目前混雜了中華文明與現代西方文明的香港克里奧爾文化（Creolized culture），將必須向中華文明多靠攏一點，而這亦未必是必要的。將香港文化說成是大中華地區最純粹的華夏文化，根本有欠準確。
城邦論從廣義而言，固然是「比較包容」，但在實踐之中，還是不會繞得過一個建立香港人身分認同的過程——即是藉着分辨誰不是香港人，去找出誰是香港人。因此說到煽動族仇，兩論之間，實在沒有誰比誰更高尚。再者，如果說民族論視中國人為蝗蟲，就是以感性煽動仇恨，那麼城邦論倡議者陳雲也支持的「拉喼入商場」和「唱紅打黑」，也不見得不會觸發族仇。大陸人來到香港，看見香港人驅蝗，又怎會沒有hard feeling呢，這可不是民族論先發起的，因此不應該由民族論獨自去承受這個罵名。民族論主張的，其實是反對中共縱容人民壓迫或侵略香港人，進而達致各民族於國際間平等，斷非城邦論支持者口中那種盲目的仇恨。
香港建國，無論如何都要包容已經或將會服膺於香港文化的少數族裔和未被香港化的人。香港文化作為克里奧爾文化，有其超越中華文明的地方，也有與中華文明存在距離的地方。現實地講，香港作為一個族，而不作為中華正朔去吸收中國人，並不等於就會失去與兩廣以至南洋國家合作的機會，因為各地華人在歷史上所受的中華文明薰陶，相去不遠，而執着認祖歸宗的，早就買少見少。就算香港不以城邦建國，其他政權配合香港建立本土論述，以至通力共建「大南洋共榮圈」，亦不見得是天方夜譚。
最後，香港民族論終究是一本由大學生促成的刊物。這麼一本書，集不同作者的文章而成薄薄一冊，有欠完足之處，是情有可原的。拾遺補闕，來日方長，實在不急於一時，大家不妨豐富對民族自決的想像。若然民族論初初冒起，就在江湖上激出一輪血腥仇殺，instead of條理分明的逐點斟酌，不要說太遠，近在禮賓府的賤人梁振英就最高興了。
逆嘶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