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知而自以為有知的香港人分兩批。第一批，是堅守法治，指責別人「佔領破壞法治」的，而第二批，則是大言不慚地說自己不迷信法治，而理據卻是有律師說「佔領破壞法治」，認為法律是由律師去扭曲的。兩批都膠無可膠。
須知道，在香港法律界，這種扭曲法治概念的人，不在多數，事關以法治國instead of依法治國的概念，讀法律的，早在接觸法學初期就會了解。那些發表妄言的律師，不是離地萬丈，不是不學無術，更不是斷章取義，而是自甘赤化和墮落而已。他們的操守，或會一時影響法治社會，但絕不能代表法律精神。
法律是一套規矩，不是導人迷信。它的存在，是要社會上的人對大是大非有共識，節制慾望和罪惡，以及搬少一些龍門。它是針對人性的不完善去設計的。
人世間的事，不能動不動訴諸神明，因為神明不是有求必應，於是大家需要代理人和公證人。舊時的人，信了自稱受命於天的人，信了君權神授的一套，過了一段時間，就發覺代理人的不可靠，於是就往正義女神求助。亞里士多德說，「法治比任何一個人的統治來得更好」，是因為法治是一種制衡，可以促成共治，卸走獨裁這個深水炸彈。雖然事實上，在香港還是英美，還是有很多富人名人只須履行社會服務令，但法治的公平，畢竟是能使「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之語，不再流為空文的。
神明和國王這些權威退場，公法私法國際法商業法憲法刑法隨之而起，司法立法行政各大所歸。律師取而代之，如何按照義理詮釋法律，是他們終生的挑戰。因此，本來負責監督律師的律師會染紅，有人闌珊而退，其實就是在社會崩壞之際，保存了法治，也保存了自己的人格。放在古代，證明自己的鐵血丹心，可是往往要生要死，後果堪虞的。
然而，西方的法律傳統，跟古印度和古中國的，始終不同。細觀中華文明歷史，制定法律去約束上下的想法，在春秋戰國時代過後，幾乎消聲匿跡。後來秦漢大一統，武帝之時尊儒成定制，偶爾有人提出接近現代法治理念，即已被排擠於主流以外，得不到重視。在思想史已變得乏善足陳的古中國，社會秩序，終究離不開儒家提倡的人治，而人治在當時百姓以至知識分子眼中，實在是毫無問題的——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會不忍人，不忍人，就會衍生愛，然後只要你能管好你自己，發揚心中仁德，愛自己的家人，推而廣之，愛自己的朋友，由近及遠，再愛自己的社區，天下就會大定，法律並非必要，君主的賢愚，也不是首要。
而以仁德治國，自然只是表面那一層。漢武帝開了外儒內法的先例，人所共知。儒家思想從來只是指導思想，禮法並用，德主刑輔，都是說着好聽，欺騙大家的。要談論古中國君人之術，《漢律》、《唐律疏議》、《元典章》，以至朱元璋總結歷代得失而編修的《大明律》，才是戲肉。明是以仁德勸之，暗是以律令繩之，而君主直至清末還是高人一等，這就是唐宋明清的所謂歷史傳統，亦是明明足以震驚六十億人卻從來沒有警醒古中國百姓的大矛盾。中華文明，跟開明專制是無法切割的。
由是觀之，一個地方接受得了西方法治的概念，視以法治國為其核心價值，摒棄了開明專制，也就很難再自稱代表得了中華文明。說是受了中華文明影響，或是源於中華文明而早已演變，尚且可通。曾經滄海難為水，受了英國統治，被迫接收了西方一套，根本回不了頭。所謂華夏遺民理應是只受儒釋道三派思想影響，而其中大宗為儒的。孔孟從來少講以法管制，而是主張「修之以禮義，則下多德讓」，循循善誘，以德服人。
當然，假如你要說現時的法律帶有導人向善的精神，而且法官也時會勸戒市民，因此儒家思想從中亦有所反映，也不是毫無道理。反正儒家向來就是有自圓其說的大能，媲美《聖經》。但這樣一來，強詞奪理，也就無異於跨過半邊大陸，把儒家的標籤，貼到歐洲國家的頭上了。
我清楚儒家是無敵的，怎樣批評也會有得死都拗翻生。但要死攬儒家，我會建議大家改變論點。你可以故作包容地說儒家思想與民主法治並非相違背，而是只差機緣巧合，事關儒家是提倡「可欲之謂善」的。有了「可欲之謂善」為擋箭牌，即使是偷師西方，也不違背儒家的精神，儒家從來是百戰百勝的阿雷斯。再誇張一點，你更可以說，西方民主法治固然有其優點，但也有其缺點，例如會造成人與人之間的紛爭，而紛爭始終應是以和為貴，因此要使出儒家思想才能對症下藥云云。只要你有這個勇氣，有這塊臉皮，你就贏了。
逆嘶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