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只是走難

有人說，成長可怕的是，你發覺自己變成了自己曾經最看不起的人。我想，可以有這個轉變才是好的，因為活在紛亂的時代，只有無知和無恥的人才可以身在福中，可不可怕也沒所謂了。

最近新聞上說，香港人移民移得積極了，其中近在毗鄰的台灣是重災區，申請數量創廿年新高。討厭政治的香港人，因為討厭政治而移民到一個比香港更政治化更嘈雜的國家，驟聽是可笑而矛盾的。但是，了解香港人的人，必不會覺得訝異，因為這種行動比香港航空「更年輕，很香港」。

香港人是無知而自以為有知，無恥而自以為有恥的。他們總能為自己的自私開脫。你說香港亂了，他們說，是新一代的人太多意見，捱不了苦，諸如此類。你說他們也有責任，他們說，他們不是不內疚，但他們已經老了，剩下來的只得靠大家接棒。你說老了的人無甚包袱正好，他們說，這就是殘忍，是無情，選擇不付出也是人權。你會發現，在講歪理方面，他們根本不輸中國人。只是香港社會，因為英國人的出現而鍍了一層薄脆的制度和程序，他們平時只得披着羊皮去搵食而已。

香港人即使成了台灣人，心裡一定仍然是自我中心的，因為他們沒有實在的家國意識，只有虛無的中國人情意結。而當這情意結與搵食相沖時，他們也是義無反顧的站到實利的一邊。他們沒有堅持，沒有信仰，沒有跟實利相比更令他們重視的原則或價值。所以台灣的政治不會與他們有關，他們沒有政治忠誠度，沒有愛護公物以外的公民意識。一如他們處身香港，也從沒在適當時刻肩負起香港人的責任一樣，台灣只會是他們寄居的新殻。日後台灣自毀長城，成為中國的一部分，他們還是會以難民的姿態再遷徙的。

安穩艱難，於是追求小確幸。求到了，就不願回到不安穩之中，結果越是居安，越抗拒思危。華人在解決基本生活需要之後，原來不一定會轉而思索人生正義，而渾沌度日的人，佔據社會大多數。不介意一生走難的人，只要有中華料理和大紅燈籠，到處都是他們的唐人街，你是無法要他們落地生根的。

我以往對那些人未算恨之入骨，也是嗤之以鼻。我看不起他們。他們覺得天氣越來越熱，先是怨天氣一下，然後便開始去想其實是自己穿多了，或是體質變了，而不會查看歷年的溫度，環境的改變，去歸納天氣變熱的結論。就算知道應該那樣做，他們還是不會那樣做，因為真相只會令他們覺得無力，既然如此，不如罷了。那燙手的香港實然主權問題，從八十年代到二零一五，他們放着不碰，視若無睹，自有自的happily ever after，到了今日，他們仍然想要躲藏。外國護照，追求更好生活的論調，便是他們的遮醜布。

也許我還沒有成長。如果我成長了，我必然不會忽然在想去年此刻的自己正在做甚麼。六月，我擺街站，派傳單，寫文章，解說支聯會如何迫人愛國，而香港人又應該如何看待六四。七八月的時候，我跟友人討論如何在市內營造一種草木皆兵的氣氛，聳動麻木的人。再到了那必將成為香港史上一大筆劃的九月廿八日（假若香港的歷史還有生還機會的話），我遊走了幾個地方，最後落腳於旺角，聚眾成了群。我實在是不應該還惦念着二零一四這甲子年的。

如果我已經成長，我應當變得「很香港」。跟從「慶祝」雨革半週年，一週年的大隊，就像複製當年支聯會的把戲一樣，代替香港人為其失敗開辦收費的心理輔導班，我可以的。只要我臉皮夠厚，憑着我在雨傘革命期間的經歷，調出自己的一杯香蕉奶，我也是可以的。我為何又要為共產黨今日的明目張膽而嗚呼哀哉呢。除了長不大，我想不到其他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