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自立成功與否，主要看的是中國的政經力量和香港的武裝級數。中國經濟增長放緩，樓市股市積弱，內部鬥爭不止，香港具備軍事力量，就能乘時而起。相反，中國坐斷聯合國，得到美蘇的縱容，加快清洗香港種族，香港青年再敢於起事，也有如以卵擊石，因為國際勢力未必會穩立於香港一方。這是老生常談。
雞蛋註定是炮灰
香港地方主義，本質上，就是中國帝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敵人。自從中共於一九四九年，以近代民族國家形式保存古老帝國版圖，確定中國帝國形態，所有所謂漢人省族以至苗彊之類，就注定了有難。原因無他，就是帝國利益與地方利益必然有難以並存的一日而已。
帝國治下，平民多數有雙重身分認同。利益不激化，兩種認同也不會相撞。正如現今的上海人，既以上海人自居，亦會以中國人，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自居。比較精準的身分，主要是在與其他中國人相提並論時派上用場，而上海人跟廣東人，所代表的，正是兩套文化，兩種價值。不同文化和價值，必然有可以互通的地方，例如大家都知道孔子是何許人，也會用筷子，然而，上海話和廣東話，則是雞同鴨講，上海姑娘跟香港女子，也是兩種個性。
換言之，上海人跟廣東話人，確實跟現實中國和文化中國都有關係，但不可分割，不等於彼此類同。一朝中共無法權衡各省市利益，或是置中央利益高於地方利益，省族民族矛盾就會出現，最後中國就會陷入亂局——而其實這個情況已經是現在進行式。
談論香港於中國治下的角色，不妨以十九世紀清廷的地方團練軍隊湘軍來幫助說明。先了解清廷作為一個帝國政府，如何利用和看待湘軍，就會更了解香港能否作為國族自立。
關於安全套
太平天國之亂，大部分人也聽過。太平天國人民就是很多很多打着自己是主的羔羊的旗號反對滿族統治中原的人，而亂就是散兵游勇四處生事。既然反滿，那就是說，已如強弩之末的清廷迎來了挑戰。眾所周知，很能打的所謂東北外族，入華夏皆無可避免地華夏之，變得懶惰，變得頹廢，八旗軍隊早已不復當年勇。清廷不想就此玩完，也就起用了曾國藩的湖南軍隊平亂。
中國近代眼前自然也有挑戰，它不是軍事上的，而是經濟上的。社會主義國家想要與國際接軌，借英國殖民地香港之力，是最好的方法。曾國藩的湘軍，一改帝國為防範地方作亂而沿用的兵制，使得軍隊「兵不識將，將不識兵」不再，替清廷收服太平天國那些不蓄辮子的長毛賊。而香港擁有一百三十多年經商歷史，則以先進司法制度和商業模式，那中國任何經濟特區都無法媲美的姿態，為中國的改革開放輸入了人才和資金。即是說，地方因為地方的特性，替中央又是救火，又是續命。
問題在帝國中央漸漸適應挑戰，開始出現。太平天國之亂，死了三千萬人，終於告一段落，而中國的經濟力量亦不再低沉，在國際間有了地位。於是，為防止湖南人以湖南人身分自豪，香港人以香港人身分自豪，湘軍作為一堆圍威喂的兄弟兵，必須解甲歸田，而香港作為一個自視甚高的特區，下場自然也非很安全套不可。這全是因為兩者的本質就是對清廷和中國是威脅。
這也解釋了香港何以在這幾年受到特別多中央打壓。香港人清楚知道，自己怎樣幫助中國摸石過河，由落後國家進化成發展中國家，沾沾自喜。黨媒經常批評香港人自高自大，所指的就是這種「大香港主義」。同樣的「大湖南主義」，當時也在平亂之後萌芽。
正因為香港確實惠及了中國，中國為了避免其他地方主義抬頭，必須趁早加強香港人的中國人認同，以蓋過香港人認同。這也是本地去英殖化忽然加速，以及國民教育課程跟普教中在幾年內炒得沸騰的原因，畢竟中共不能真的出兵夷平香港——出師無名，又損害自己的利益。中共的高壓手段，固然是很粗糙的，但它實在也沒其他辦法打擊香港——因為它是帝國。帝國所欲，是配合帝國的安分地方，不安分就要出手教訓。這也是目前城邦論者所講的一套，就是遊說中共，令中共相信香港是帝國好幫手。
關於雞蛋
曾國藩像是香港親共的有錢人。他領導鄉勇，救清廷於倒懸，成了泛中國的英雄，成了今日中學教科書上的重臣，卻傷害了湖南人和漢人。他表面上代替高牆鎮壓雞蛋，卻忘記了自己始終也是雞蛋。雞蛋決戰雞蛋，得益的是真正高牆——清廷，不是他自己，更不是帝國治下的地方。於是，不少湖南人本土意識膨脹，討厭了曾國藩跟左宗棠起來。
中學教科書上，也以「維新六君子」之名出現過的譚嗣同，就曾經批評過曾國藩，而與他持相近見解的人，不在少數。雖然曾國藩為湖南自治提供了軍事基礎，使鄉勇善戰之名不逕而走，但湘軍殺的，是太平天國漢人，亦即是地方的漢人。地方的漢人需要支援，和地方的湖南漢人之間關係也比漢滿之間親近，湘軍為滿人殺漢人，自是不可原諒的大罪。
香港權貴，犯的也是同樣的錯。要認同帝國，要為帝國及其子民服務以換取個人利益，得罪香港平民，不可避免。藥房金舖，不動刀槍，也是在演為高牆當高牆雞蛋的角色，遭壓碎的是合理經濟生態和街坊小生意。如果香港主流終於醒覺，確立主體意識，謀求自立，不可能不向曾國藩之類大興問罪之師。所以身為權貴，最明智的做法，應當是順應地方趨勢，振興地方政治，重地方先於帝國。可是，他們短視，是不會回歸自己紮根的香港的——當然，他們也可能早已紮根歐美，所以不妨「短視」。
早在太平天國之亂前，少數人早有發現湖南特色，曾到訪英國的郭嵩燾是其一（所以在生的時候，不太受人歡迎）。他大力推動先賢王夫之為湖南人的精神領袖，啟蒙了不少湖南青年，明白湖南之與眾不同，明白本土學校和學者同心協力，是落實本地共有文化的關鍵，明白湖南人有條件負起領導中國的責任。
而在他死後十年，清國勢日頹，西學東漸，湖南自治的討論已經初見起色，要救中國，必先救湖南，救不了中國，也要救湖南的呼聲日高。在這段時期，即是清廷倒台前廿年，後世揚名的革命志士如楊毓麟、陳天華、黃興、宋教仁、蔡鍔以至廣東出身的梁啟超，他們全都或多或少接觸過大湖南主義，不少無名志士紛紛觀察歐美歷史，以補足「湖南救國」的論述。
湖南人在清末革命志士中，是主流，到了民初，仍然是。武昌起義，也與以上論述有莫大關係。孫中山提出自己的興中會與黃興領導的華興會結盟，促成跨省協調起義，也是因為受到之前留日湖南學生和主張武裝起義的湖南義勇之啟發。而有意思的是，在會內討論中，華興會內部有人認為與廣東等其他省分聯盟，會令實現湖南自治的目標模糊，變得好像為整個中國服務一樣，提出異議。可見，有些雞蛋確實比其他雞蛋獨立自主，他們並不想學習支聯會「建設民主中國」，不發春秋大夢，不謀求大一統的中國自治。
雞蛋仇恨雞蛋
由於帝國仍然健在，香港得天獨厚，難免惹來要翻牆才可以看到外面世界的愛國雞蛋仇視。當時，湖南人亦受到滿人、洋人、漢人的攻擊，因為他們影響滿人治漢，阻礙他國瓜分中國，更在平亂之時殺了大量同路人。
為了保住自己族群，陳家鼎，一位曾與黃興、宋教仁、陳天華、姚宏業等人在日本華學生之中鼓吹革命，宣傳共和，加入過中國同盟會，任中國同盟會總部評議員，又曾與楊守仁、寧調元創辦革命刊物《洞庭波》兼任主編，而在中學教科書上連名字也沒有的小人物，提出了自強主張。他說，日本之所以可以擊敗俄國，就是因為日本政府教國人銘記國仇，令兒童滿腦都是家仇國恨。日本作為一成功以民族主義崛起的國家，素來深受湖南人尊重，以上「軍國主義教育」，自然也為之吸收。
他的主張，明顯於一八七零至一八八零左右力圖重振湘楚文化的郭嵩燾有所繼承，也受到郭嵩燾死後那時代，漸漸視中國其他地方為湖南敵人的想法影響。他的主張，是教唆全民脫離帝國的主張。
這種洗腦教育，在今日香港，也是出路。九七以降，香港飽受中共壓迫，平民淪為二等公民，中國籍新移民大量湧入，劣質帝國文化污染香港較為精緻的本土文化。明眼人都知道，滅族，是遲早的事。在中共以強欺弱之勢下，只有成為一隻剛強的雞蛋，列成一排剛強的雞蛋團隊，才可以令香港得以在亞洲立足，以至壯大。
猶太人經歷流散而最終復國，靠的就是將仇恨世代相傳。強權如何壓迫他們，歐洲如何壓迫他們，他們教他們的後人知道。沒有人喜歡與仇恨共生，疏遠寬容，但有仇不報，不能自救，因為人的本性就是醜惡，國的本性，也很自私。
湖南義士在譚嗣同死後，無不怒髮衝冠，湖南自治思潮發展，某程度上就是為了紀念曾經在湖南推動維新的譚嗣同。他早在與光緒皇帝見面之前，就在自己地方進行過了思想教育，散播過了地方主義。他應當成為湖南人的回憶。
記仇不作安全套
湖南曾經風風火火，最終還是成了現時我們所知的湖南，成為了中共統治的湖南。王夫之的道統，前人的奮鬥，隱而不現。毛澤東是湖南人，也許就是答案的一部分。談論過分省自治的地方，出了專制獨裁的暴君，他深明地方怎樣對待中央，於是擅長將異端軟化和消滅。然而，只要心存仇恨，帝國有讓步的可能，尤其是它也會有需要援手之時。
雨傘革命，有人頭破血流，視網膜脫落，筋骨永久受損。日常生活，有人禁攜古箏，待遇不比他人走私水貨。這都是身為香港人的奇恥大辱，必當銘記。雨傘革命以失敗告終，不緊要，只要緊記滿人、洋人跟漢人曾經如何以高牆的姿態，視香港人為敵，也要下一代和下下一代人緊記，香港人就有不再受壓迫的一日。只要地方主義抬頭，自強不息，脫離了帝國，就能與中共平起平坐，犧牲就會有回報。所以記仇是必須的，脫中是必須的，武裝也是必須的。
逆嘶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