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知道莊周夢蝶，只知其有不知人生是夢，或是夢即人生之歎，但看不明白，沒有深究，到了這些年，才發現有一種昏睡叫如夢初醒。不知道自己是否正在夢中的話，就算無法用直覺去判斷夢裡是否盡是荒謬失實，日光總會喚醒人，人總會清醒過來，一切總會過去。但是，當清醒竟然意味仍然要面對惡夢，再也沒有逃生門可以與它隔絕，我寧願一切只是泡影幻夢，而我可以選擇酣睡而不去面對。
我出生於一九九二年，一片昇平。香港沒有大事，世界沒有大事，最起碼沒有細菌與槍炮瘋狂肆虐，沒有戰禍與動亂。得到記載的，有鄰國元首鄧小平南巡深圳，有歐洲共同體簽約設立共同貨幣，有彭定康就任末代港督，有民主黨代表克林頓當選美國總統。那年，中國已經奪得香港主權，只差五年就正式袋袋平安。在國際上，中國與多國建立外交，但大國崛起之勢尚未形成，雖然中華民國已開始遭到國際冷待。那是簡單而幸福的日子，香港沒有簡體字，沒有普通話，沒有走私客，中共帝國的陰影尚未來襲，我在日後才知道不少與我同住香港的人當時已著手準備移民，好在大限之前遠離共產主義。而我的日常，基於資優唔知食唔食得，只有學習認字與手腳協調，還有午睡和稍後要讀的幼稚園。
未升上小學一年班，已屆一九九七年。我直頭想不起那時候的自己做過甚麼，身邊家人又做過甚麼。一九九七年帶給香港的震撼，完全比不上二零零一年的九一一事件，大概是因為感受到震撼的生物早在熔岩滾動之前就離開了地球表面。黃金時段，無綫電視正在播放DoDo姐主持的《一筆勾銷》，那是我喜歡的節目類型，所以追看得很神心。我知道《百萬富翁》和《一筆勾銷》都是外國創作的節目，而且外國有更多同類節目，但那是個沒那麼全球化的時代，而我英文也沒那麼好。看著看著，突發新聞報道就出現了。自殺式恐襲，在當時是史無前例，遇襲的是美國，更加驚人。於是，世界將要進入另一個世代的說法開始冒起，但我依舊無知，只喜歡看電視答題目。後來，我每逢去Neway，最熱衷的都不是唱K，而是對著點歌機內的百萬富翁聚精會神，直至它不辭為別，整套系統得到更新，我發現系統更新原來不一定意味著好事發生，稍為失落。
小學五年班，沙士爆發，據說是染病的廣州中山大學退休教授帶來香港，最後死了很多人，包括自動請纓守在前線的醫生謝婉雯。多得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張德江隱瞞疫情不上報，香港成為疫埠，百業蕭條，這是舊香港公務員身上不常出現的舉動，可以說是極少發生。那時候全街都是口罩，勤洗手，注意衛生，成為了香港人的新常識。其後的五十萬人上街，反而不及街上那種世界末日的冷酷異境令我難忘，因為我沒有參與其中，也不知道廿三條立法為何物，只是在日復日的空洞之中適應成長的無聊，順道發現成長只是痛苦的開始，最終證實患上無藥可救的中二病。
升上中學，中學的無聊太切身，切身得使我懷疑自己當時正處身於一間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學校，到了日後我才知道這種腐朽份屬千篇一律，只是沒有人好心提醒過。香港的普及教育，最具標誌性的就是強調紀律而不善變通的老師，重門深鎖得形同監獄的環境，還有乏善足陳又非背不可的課程，這些我全都有幸經歷過。當局之時，我自然沒有深刻思索，因為視野受到局限，不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教育原來有很多種方式，教職原來應當燃燒熱誠去經營，於是離開之後，怨氣超重。
記得我曾經在中文科隨筆功課寫過一段兇殺案情節，當時教師紅筆回應五隻字，是不要再寫了，還附送感歎號。我和同學當時只顧嘲笑這五個字的滑稽，卻沒有想過，隨筆功課應當有創作自由，教師無權限制，而且就算教師認為學生思想不倫，也不是就此了事，而是應當加以輔導。這是我最不屑的第一種教師。第二種，則是氣燄迫人，興趣是以自信的嘴臉，配合訓導的權勢，合法欺凌學生，但因為高高在上，再令人反感，也沒有人能夠反抗。第三種，大體是好人，但他們本身生活無風無浪，終究無法接通或承受另類新思維衝擊。七年下來，我唯一欣賞的只有一位當時新晉的中史老師，但他總予人長不大之感，某程度上是建制內的異類，毫無代表性，而且很快就離校了。圍城外的人看這間學校，是師資優良，校風純樸，但圍城內的人卻是一意逃出去，實在很難不對坊間評價嗤之以鼻。
參與團體活動和給予機會學生自主權明明是最能令人成長的，但那裡只有表面的鼓勵，沒有友善的土壤。你可以發揮所長，但不是學科上的不計算為專長。即使我有一年曾經權充社長一職，提出過新增體育以外的項目去為社際比賽計分，以及其他方法去加強社員對社的歸屬感，下場也是遭到無視。一動不如一靜，保持五十年不變，就是學校的期望，教師的期望，就連所謂民選學生會，也是左右不了校政的，因為教師的話語權總是較大，所謂師生溝通橋樑只是空文。就連校服樣式由靚變柒，運動會不再停留於啦啦隊於看台上無定向鳩叫，也沒有人可以反對。於是，學生只能是這間學校的過客，但求平平淡淡，不留痕跡而去，而學生會則像香港的立法會，配合學校裝飾門面，令學生產生可以議事的錯覺，實際上只有洩導民情的功能，爭取來爭取去都沒有改變過大風氣。
地區名校厲害之處，就在於它最推崇讀好書升大學這唯一價值，同時最努力去忽略和磨蝕學生在學業以外的需求。因此，我一直討厭讀書，而受到抑制的學生則往往走向兩極，一種是反建制，追求解放，走得很前，放得很開，一種則是順從體制，學會了安分守己，再多抱怨也只停留在閒談是非，不會大鳴大放。眼見那些中五無法原校升讀的人在外性格大變，彷彿活得更自在，我一直後悔自己沒有轉校，但會考分數夠高是否也可能轉到band3學校，我當時實在沒有想到。
直至到中七一次新人代課，對於未來，我有了點眉目。那新老師是港大畢業的，沒有記錯的話是曾經上過R.C.Lee的hall莊老鬼。她代課無聊，我又剛好坐在教師檯附近，於是就跟她聊了起來，最印象深刻的是她言談間用上了撻皮這個詞語。她很放鬆，說起了自己的GPA低空飛過，全因搏盡上莊，一臉若無其事，還解釋了撻皮的意思。她如今有沒有融入崇德大家庭，誨人不倦，我沒有留意，但那次之後，我對大學生活有了概念和期望（但其後只有失望），而時間也已經到了二零一零年，即是菜園村迫遷，萬人反高鐵那一年。
高考在即，我還是選擇了投身社運，到了當時的立法會門外靜坐聲援。那是我第一次受到公義號召而置身其中，結果目睹了左膠苦行，也目睹了快樂社運的虛妄。高鐵撥款最後還是通過了，於是我開始思考失敗的原因，漸漸發覺了自己與這種社運形式的格格不入。到了人生第二還是第三次參加支聯會主辦的維園六四燭光晚會過後，我決定抽離，因為我受不了台上年復年的無力哭喪，而平反六四卻是毫無寸進的現實。那段時期，我也開始了投稿撰文，久受抑制的憤世嫉俗得到釋放，自命正義起來。由平穩至波動，從香港就是一切到發現自己身處於霸權的邊陲垂死掙扎，我與我所身處的地方，成長的軌跡奇蹟地吻合。
二零一四年，雨傘革命爆發，有一段時間，我感覺烏氣盡吐，整個人生龍活虎起來，終於活得像個廿二歲的青年。在旺角或是金鐘佔領地帶到處奔走時，我還遇到了很多在中學時期跟我一樣不太符合學校期望的同校人，有如發夢。在夢裡，我一直跑動，一直跑動，不期望一次大規模運動可以動搖中共，但望一個齒輪，可以帶起另一個齒輪，環環相扣，可以為未來化歷史之偶然為必然鋪路。到了雨革尾聲，大家都心知大局已定，而我頓時滑了啞，陷入創傷之中保持靜默，也開始減少抒發或議論。
回首去看現實夢境，兩者已經模糊不清。我牙牙學語，學習何謂現實，發覺現實艱難，但又只能接受。試著接受現實，卻發現現實可以改變，現實可能只是短暫的惡夢。到了真的走入現實，又發現現實也像惡夢，更麻煩的是能入不能出。到了夢醒，才發現分辨夢與現實，不可以只依據自己喜好，想要逃避的就視之為夢，不能逃避的就視之為現實。事實上，夢往往是現實的反映，而現實則也有是夢所促成的，是夢是現實，是昏昏沉沉還是痛定思痛，人總得繼續往前走，不容後退。
二十歲過後，我的腳步日益冒進，但歷史的翻頁卻好像更加緩慢。一九九二年那些移民者的惡夢，至今已經成了現實，膨脹了的帝國主義，正在蠶食了我這一代人的認知，我這一代人的手腳協調，而我們去留不由己，只能滯留，只能戰鬥。
因為脆弱和無知，過往我看不破制度的形同虛設，看不到制度怎樣為強權所利用，不識對抗，於是討厭現實，逃避現實，但求大學夢圓，一切就會變。但事實上，人心不變，意念不變，周圍一切也不會變。我們所存在的世界，所經歷的人生，也許障礙重重，結果也總是不在我們掌握之中。不過，只要繼續突破現實的局限，敢於推巨石而上，就至少有了化虛為實的可能，而有所為，總比最後白活一場要好。
逆嘶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