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嘶亭

Orderly inhuman. Trivially sensitive. Deadly deadly.

A waking dream

以前知道莊周夢蝶,只知其有不知人生是夢,或是夢即人生之歎,但看不明白,沒有深究,到了這些年,才發現有一種昏睡叫如夢初醒。不知道自己是否正在夢中的話,就算無法用直覺去判斷夢裡是否盡是荒謬失實,日光總會喚醒人,人總會清醒過來,一切總會過去。但是,當清醒竟然意味仍然要面對惡夢,再也沒有逃生門可以與它隔絕,我寧願一切只是泡影幻夢,而我可以選擇酣睡而不去面對。

我出生於一九九二年,一片昇平。香港沒有大事,世界沒有大事,最起碼沒有細菌與槍炮瘋狂肆虐,沒有戰禍與動亂。得到記載的,有鄰國元首鄧小平南巡深圳,有歐洲共同體簽約設立共同貨幣,有彭定康就任末代港督,有民主黨代表克林頓當選美國總統。那年,中國已經奪得香港主權,只差五年就正式袋袋平安。在國際上,中國與多國建立外交,但大國崛起之勢尚未形成,雖然中華民國已開始遭到國際冷待。那是簡單而幸福的日子,香港沒有簡體字,沒有普通話,沒有走私客,中共帝國的陰影尚未來襲,我在日後才知道不少與我同住香港的人當時已著手準備移民,好在大限之前遠離共產主義。而我的日常,基於資優唔知食唔食得,只有學習認字與手腳協調,還有午睡和稍後要讀的幼稚園。

未升上小學一年班,已屆一九九七年。我直頭想不起那時候的自己做過甚麼,身邊家人又做過甚麼。一九九七年帶給香港的震撼,完全比不上二零零一年的九一一事件,大概是因為感受到震撼的生物早在熔岩滾動之前就離開了地球表面。黃金時段,無綫電視正在播放DoDo姐主持的《一筆勾銷》,那是我喜歡的節目類型,所以追看得很神心。我知道《百萬富翁》和《一筆勾銷》都是外國創作的節目,而且外國有更多同類節目,但那是個沒那麼全球化的時代,而我英文也沒那麼好。看著看著,突發新聞報道就出現了。自殺式恐襲,在當時是史無前例,遇襲的是美國,更加驚人。於是,世界將要進入另一個世代的說法開始冒起,但我依舊無知,只喜歡看電視答題目。後來,我每逢去Neway,最熱衷的都不是唱K,而是對著點歌機內的百萬富翁聚精會神,直至它不辭為別,整套系統得到更新,我發現系統更新原來不一定意味著好事發生,稍為失落。

小學五年班,沙士爆發,據說是染病的廣州中山大學退休教授帶來香港,最後死了很多人,包括自動請纓守在前線的醫生謝婉雯。多得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張德江隱瞞疫情不上報,香港成為疫埠,百業蕭條,這是舊香港公務員身上不常出現的舉動,可以說是極少發生。那時候全街都是口罩,勤洗手,注意衛生,成為了香港人的新常識。其後的五十萬人上街,反而不及街上那種世界末日的冷酷異境令我難忘,因為我沒有參與其中,也不知道廿三條立法為何物,只是在日復日的空洞之中適應成長的無聊,順道發現成長只是痛苦的開始,最終證實患上無藥可救的中二病。

升上中學,中學的無聊太切身,切身得使我懷疑自己當時正處身於一間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學校,到了日後我才知道這種腐朽份屬千篇一律,只是沒有人好心提醒過。香港的普及教育,最具標誌性的就是強調紀律而不善變通的老師,重門深鎖得形同監獄的環境,還有乏善足陳又非背不可的課程,這些我全都有幸經歷過。當局之時,我自然沒有深刻思索,因為視野受到局限,不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教育原來有很多種方式,教職原來應當燃燒熱誠去經營,於是離開之後,怨氣超重。

記得我曾經在中文科隨筆功課寫過一段兇殺案情節,當時教師紅筆回應五隻字,是不要再寫了,還附送感歎號。我和同學當時只顧嘲笑這五個字的滑稽,卻沒有想過,隨筆功課應當有創作自由,教師無權限制,而且就算教師認為學生思想不倫,也不是就此了事,而是應當加以輔導。這是我最不屑的第一種教師。第二種,則是氣燄迫人,興趣是以自信的嘴臉,配合訓導的權勢,合法欺凌學生,但因為高高在上,再令人反感,也沒有人能夠反抗。第三種,大體是好人,但他們本身生活無風無浪,終究無法接通或承受另類新思維衝擊。七年下來,我唯一欣賞的只有一位當時新晉的中史老師,但他總予人長不大之感,某程度上是建制內的異類,毫無代表性,而且很快就離校了。圍城外的人看這間學校,是師資優良,校風純樸,但圍城內的人卻是一意逃出去,實在很難不對坊間評價嗤之以鼻。

參與團體活動和給予機會學生自主權明明是最能令人成長的,但那裡只有表面的鼓勵,沒有友善的土壤。你可以發揮所長,但不是學科上的不計算為專長。即使我有一年曾經權充社長一職,提出過新增體育以外的項目去為社際比賽計分,以及其他方法去加強社員對社的歸屬感,下場也是遭到無視。一動不如一靜,保持五十年不變,就是學校的期望,教師的期望,就連所謂民選學生會,也是左右不了校政的,因為教師的話語權總是較大,所謂師生溝通橋樑只是空文。就連校服樣式由靚變柒,運動會不再停留於啦啦隊於看台上無定向鳩叫,也沒有人可以反對。於是,學生只能是這間學校的過客,但求平平淡淡,不留痕跡而去,而學生會則像香港的立法會,配合學校裝飾門面,令學生產生可以議事的錯覺,實際上只有洩導民情的功能,爭取來爭取去都沒有改變過大風氣。

地區名校厲害之處,就在於它最推崇讀好書升大學這唯一價值,同時最努力去忽略和磨蝕學生在學業以外的需求。因此,我一直討厭讀書,而受到抑制的學生則往往走向兩極,一種是反建制,追求解放,走得很前,放得很開,一種則是順從體制,學會了安分守己,再多抱怨也只停留在閒談是非,不會大鳴大放。眼見那些中五無法原校升讀的人在外性格大變,彷彿活得更自在,我一直後悔自己沒有轉校,但會考分數夠高是否也可能轉到band3學校,我當時實在沒有想到。

直至到中七一次新人代課,對於未來,我有了點眉目。那新老師是港大畢業的,沒有記錯的話是曾經上過R.C.Lee的hall莊老鬼。她代課無聊,我又剛好坐在教師檯附近,於是就跟她聊了起來,最印象深刻的是她言談間用上了撻皮這個詞語。她很放鬆,說起了自己的GPA低空飛過,全因搏盡上莊,一臉若無其事,還解釋了撻皮的意思。她如今有沒有融入崇德大家庭,誨人不倦,我沒有留意,但那次之後,我對大學生活有了概念和期望(但其後只有失望),而時間也已經到了二零一零年,即是菜園村迫遷,萬人反高鐵那一年。

高考在即,我還是選擇了投身社運,到了當時的立法會門外靜坐聲援。那是我第一次受到公義號召而置身其中,結果目睹了左膠苦行,也目睹了快樂社運的虛妄。高鐵撥款最後還是通過了,於是我開始思考失敗的原因,漸漸發覺了自己與這種社運形式的格格不入。到了人生第二還是第三次參加支聯會主辦的維園六四燭光晚會過後,我決定抽離,因為我受不了台上年復年的無力哭喪,而平反六四卻是毫無寸進的現實。那段時期,我也開始了投稿撰文,久受抑制的憤世嫉俗得到釋放,自命正義起來。由平穩至波動,從香港就是一切到發現自己身處於霸權的邊陲垂死掙扎,我與我所身處的地方,成長的軌跡奇蹟地吻合。

二零一四年,雨傘革命爆發,有一段時間,我感覺烏氣盡吐,整個人生龍活虎起來,終於活得像個廿二歲的青年。在旺角或是金鐘佔領地帶到處奔走時,我還遇到了很多在中學時期跟我一樣不太符合學校期望的同校人,有如發夢。在夢裡,我一直跑動,一直跑動,不期望一次大規模運動可以動搖中共,但望一個齒輪,可以帶起另一個齒輪,環環相扣,可以為未來化歷史之偶然為必然鋪路。到了雨革尾聲,大家都心知大局已定,而我頓時滑了啞,陷入創傷之中保持靜默,也開始減少抒發或議論。

回首去看現實夢境,兩者已經模糊不清。我牙牙學語,學習何謂現實,發覺現實艱難,但又只能接受。試著接受現實,卻發現現實可以改變,現實可能只是短暫的惡夢。到了真的走入現實,又發現現實也像惡夢,更麻煩的是能入不能出。到了夢醒,才發現分辨夢與現實,不可以只依據自己喜好,想要逃避的就視之為夢,不能逃避的就視之為現實。事實上,夢往往是現實的反映,而現實則也有是夢所促成的,是夢是現實,是昏昏沉沉還是痛定思痛,人總得繼續往前走,不容後退。

二十歲過後,我的腳步日益冒進,但歷史的翻頁卻好像更加緩慢。一九九二年那些移民者的惡夢,至今已經成了現實,膨脹了的帝國主義,正在蠶食了我這一代人的認知,我這一代人的手腳協調,而我們去留不由己,只能滯留,只能戰鬥。

因為脆弱和無知,過往我看不破制度的形同虛設,看不到制度怎樣為強權所利用,不識對抗,於是討厭現實,逃避現實,但求大學夢圓,一切就會變。但事實上,人心不變,意念不變,周圍一切也不會變。我們所存在的世界,所經歷的人生,也許障礙重重,結果也總是不在我們掌握之中。不過,只要繼續突破現實的局限,敢於推巨石而上,就至少有了化虛為實的可能,而有所為,總比最後白活一場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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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entry was posted on 十一月 18, 2016 by in 一亂 and tagged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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